佛教文化1997年第2期

心无星碍

王志远


  曹禺先生去了。曹禺夫人李玉茹老师在电话中哽咽着告诉了这个消息,我竟有些不相信。1996年下半年他突然病重时,北京医院特地破例从其他医院请来专家借来最新的设备为他医治,以致死里逃生,让大家都松了口气。我是在他病重期间又探望了两次的,由于病房里无菌操作,探视者不能入内,所以只能站在门口望望,只能见到他仰卧在床上,医生护士在周围忙来忙去。听说他脱险后,我一直想再去看看他,谁知一拖拖过厂中秋,又拖过了新年,他竟悄悄地、安祥地去了。
  与遗体告别的仪式我没有参加。此前,我到家中所设的灵堂前鞠了三躬。想起曹禺先生的音容笑貌;想起每次去看他,他总要坚持从病床上爬起来以礼相待;想起每次告别时,他总要坚持踱着碎步甚至坐着轮椅送到电梯门口……泪水已禁不住打湿了面颊。我的夫人在一旁也已泣不成声。
  我已多次没有出席与遗体告别的仪式了,尽管死者都是我十分亲近的人。我觉得遗体与我心中那活生生的印象相距太远,太令我心伤。我宁愿永远保留着那再也不会衰老、再也不会死去的印象,仿佛我昨天才与他相别;仿佛我明天还要与他相见。
  曹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爱的老人。他在医院中住了七、八年,肾功能衰竭,常常要做透析,据说这种疗法与许多别的疗法一样,都是相当不舒服的,要有很大的克制力。然而每次去看他时,他总是平静地躺着,从不见呻吟,也从不见忧怨,而且总要挣扎着坐起来接待来者。不管来者是年长还是年少,位尊还是位卑,他都一样。
  他本不擅长书法,然而别人来求墨宝,他就努力去写。写来写去,居然很有风采了。写不好时,他不逃避,写得好时,他也不矜持。他就是像杨柳风一样,吹面不寒;像杏花雨一样,沾衣欲湿。与他相处,没有十分强烈的高低迭宕的情感变化,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以致举手捉足,却总会使人回味、使人难忘。
  他给我写过一张条幅,内容是弘一大师的偈语: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 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 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
  这四句偈语,真真是曹禺先生的写照。他一生写了多少好戏好词,然而,长卧病榻之际,他的沉思却令人感到比他的任何一部戏都更加耐人寻味。他和我是忘年之交,他待我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客气。我和他合影的一张照片,是他的女儿万方的杰作,谁见了都夸照得好。我特意放大了两张,一张送曹先生,一张留给自己。曹先生留给我的那张上题了四个字:“华枝春满”,我立即在送曹先生的那张上回敬四字:“天心月圆”。在我的心中,曹先生的友情是永远淌不尽的溪流,曹先生的形象是永远不再缺蚀的圆月。
  曹禺先生晚年与赵朴老友情深笃。朴老送他《金刚经》,他常常捧诵,在《佛教文化》的封面上,曾记录了这一刻。曹先生还能背《心经》。八十几的人了,竟背得滚瓜烂熟,口吐莲花,令人吃惊。他不仅背,而且琢磨其中的深意,而且不耻下问,向我这样的晚辈咨询。
  如果说我还有一点遗憾,便要遗憾我始终没有满足曹先生对我的一点要求:要我为他讲《心经》,要我录下音来,他慢慢放着听。

  我自愧才疏,不敢按他的要求去做。我曾选了别人的讲解录音带,送给他听。他虽然没有批评过那些讲解,但总像我并没送去过什么似的,仍要让我讲。
  我曾希望准备得再充分一点,理解得再深入一点时就讲给他老人家听听看。但这希望已永远不再能实现了,我欠他老人家一件大事。
  我的耳边又响起曹禺先生背诵《心经》的声音,特别是他重重念出的四个字:“心无罣碍”。
  “心无罣碍。无里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究竟涅盘。”
  曹禺先生一定是这样“心无垩碍”地去了。
  没有人说过他是个佛教徒。但他有平等心、平常心、童心、真心,他做到了一些自命为佛教徒的人都难以做到的地步。他的宽容与淳厚,与佛心并无隔膜。如果他知道夫人和朋友们为他这位曾走在反帝反封建最前列的革命者举行了一次诵经法会,他会怎样表示呢?
  我仿佛看到他又微微地笑了,眼睛眯成一条缝,却又露出一点孩童般淘气的眼神。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他坦然地面对世界与未来。他已“心无里碍”。
  有一天,我会录好一盘讲解《心经》的磁带的,当天心月圆时,我一定会放给曹先生听。


  主持寄语
  二百多年前,美国开国。大凡人类有甚大举动,总得有很庄严的理由,美利坚的开国元勋们,申述其立国基本信念,其中便有保障人类三大基本权利和自由之说,除了像孩子一定要受教育这样的实在权利外,有一条乍看上去很务虚的提法,叫做“人类免于恐惧的自由”。好些年前,初读到这个说法,便一笑了之。等到入世渐深,才渐渐明白这份要求实在不虚妄。再等到接触佛教日深,复又省悟美国人的这种说法还是太不够高明和究竟了!“心无呈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听听,佛陀两千多年前就如何究竟的吧!
  本期由我们的三位老作者写的这一组悼曹禺先生文章,真挚感人,极高明而道中庸。但也许是年龄阅历的差异,三先生和曹禺先生也许已臻于“心无罣碍”之境,我这个晚辈却还日益深陷在索求“无有恐怖”的次第。
  这位说了,当前社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你恐的什么怖?对呀,朗朗青天,我恐的什么怖啊?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八十年代上牛期,好些我的老师辈的老知识分子,就老爱在文章和口头上,絮叨他们在充当“老运动员”年代的感受,归结起来,四个字:“不遑宁处”。我曾生长在一片上山能打虎(也爱唱山歌)、下水敢斩蚊的真正少数民族天地中,不知何时竟退化(或进化)一至于此,光是环保呀、“克隆”呀也够杞人忧天了,甭说所有共业积聚起来盘旋在我们头顶的浩劫罡风。如果说要进化就“化”个够吧,比如我在扬州大明寺平山堂,就特羡慕堂主人、六一居士欧阳修的那份中气十足的“与山相干”的修养功夫,可传统文化不早就断裂了吗?连时贤曹禺先生都已作古,还留下“心无罣碍”的心事给后人索解。如何能改掉“不遑宁处”的毛病,如何能做到远离颠倒梦想,起码“无有恐怖”?您的高见如何?希望来稿讨论之。
  陈东于故宫西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