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6年第5期   第11页

《藏》外话佛教(二)

——关于《藏外佛教文献》的访谈录

 

  (续上期)

  何:你们的研究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活动的?

  方:从去年五月开始的,已经一年多了。

  何:对在第一辑中发表的文献,你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

  方:第一辑中发表的文献,绝大部分是从敦煌遗书中整理出来的,绝大部分是初次发表的。有的以前虽然有人整理过,也都是残本,而我们发表的则是完整的全本,研究的价值自然要更大一点。对于这些文献的具体研究价值,在第一辑的《卷首语》及每篇文献的题解中都作了介绍,这儿就不多说了。我想特别提出的是,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我们在第一辑中纠正了大藏传本《俱舍论》的一个错字——“可”。这个字应该是“所”,但由于草书字形相似,所以大藏传本写错了,而且连错了三处。请参见第一辑第 247页的校记。“可”字在原文中虽然也能够讲通,但模糊了佛教很注重的“能”所。关系。《俱舍论》是一部重要著作,大藏本是千年传本,竟然有这样的错误而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也说明我们正在从事的佛典整理工作的重要。

  何:我看到过你在1995年12月的《法音》杂志发表的题为《藏外佛教文献出版前语》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你谈到编纂第一辑的很多困难,你能够再谈谈吗?

  方:谈起这个问题,真是感慨万分。在《出版前语》中我谈了直到那时为止遇到的种种困难,诸如出版方式的问题、出版社的问题、电脑系统的问题等等。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经用了“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八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处境,实际上,与后来的挫折相比,那时的困难真不算什么。

  何:你说的“后来的挫折”指什么?

  方:在各方面,尤其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支持下,我们终于克服了《出版前语》所说的各种困难,在1996年1月5日印出样书。在审阅样书时,突然发现书中竟有不少明显的错误。这实在使我们吃了一惊。为什么逐字逐句如此认真地集体整理出来的文献,竟然还会有这么多错误呢?仔细检查,原因主要是电脑转换系统及工作经验不足。这与我作为本书的主编,对工作过于自信,过于乐观,没有抓紧后期校对工作有着直接关系。所以,我要承担全部责任。我们整理的是佛教经典,无论如何不能把有错误的书籍送到读者手中。起先,想采用抽页的方式补救,但经过试验,这种方式给印刷厂的装订工作带来很大麻烦,印刷厂方面表示无法接受。最后,只好下决心把已经印出的书全部报废,全部制版重印。于是编委会同人再次对全书作了认真修订,然後制版、印刷。就这样,直到5月份,重新印刷的书才出厂。比原计划的出版时间整整晚了半年。
  在这半年当中,不少读者多次来信催问,有些读者非常生气。的确,我们的书一拖再拖,不能按时出版,难免引起读者的意见。在此,我借贵刊这次访谈的机会,向所有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歉意,
  现在我的书桌上摆着第一辑的初印报废本、抽页重订本与重印正式本等三种印本,时时提醒我记住这个教训。

  何:真是好事多磨啊!在第一辑的编纂过程中,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方:首先,我们曾经提出一个口号,作为激励自己的标准:“以精益求精之心,求尽善尽美之境。。当我们在工作中认真执行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顺利进行。如我们稍有松懈,就会出问题。所以,今后我们一定会把这一标准时刻放在心中。我还是那句话:“只要精益求精的心是诚的,尽善尽美之境迟早总能达到。”
  其次,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编委会集体,这是我们工作能够坚持的重要原因。在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情况,编委会同人都能相互信任,同心协力。对于学术问题,哪怕是一个标点,大家可以吵得脸红脖子粗;对于工作,照样个个争先恐后。不瞒你说,编委会成员为此书辛苦一年有余,至今不但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而且多多少少都自掏腰包,垫填若干。在社会向商品经济急剧转轨,学风日益浮躁的今天,还有这样一批不为名、不为利,为了事业甘愿默默奉献的青年研究人员,这正是我们的事业希望之所在。
  第三,我们的工作方式,如底校本的寻访、复印、集体研讨等等,决定了我们的投入费用要超出一般的书籍。因此,如果没有志莲净苑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经费方面的资助,第一辑的工作根本不可能进行。此外,很多具体问题,都是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帮助下解决的。在这里,我要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及志莲净苑的有关先生与法师表示由衷的感谢。
  第四,不好意思,还是经费问题。我们都是一些书呆子,对书籍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等事务缺乏实际运作的经验。很多事情,我们的本意是想省钱,但后来事情不但没有办好,反而费了钱。结果搞得自己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当然,通过第一辑的工作,我们积累了经验。今后不至于再做那种蠢事。另外,如前所述,藏外佛教文献的数量很大,因此,《藏外佛教文献》也需要长期办下去。但是,这种书的读者面有限,只有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所以需要有识之士的大力资助,才能把这件事业办到底。
  第五,如第一辑《缘起》所说,我们这种工作正是所谓“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一切从原始资料开始做起,其中的辛苦,不是个中人绝难体会。而因为是从原始资料开始做文献整理,则正如古人所说的:“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无论我们怎样兢兢业业,错误绝对是在所难免,只是错得多少与大小的问题。有错误,则自然正好成为别人批判的靶子。而等到评定职称的时候,这些工作往往不能作为成果,理由是整理不算研究。

  何:你这么说也太悲观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还在从事这一工作?

  方:这里无所谓悲观不悲观,我不过是在介绍实际存在着的一种现象而已。不过,文化是需要积累的,因此,总要有人来做文化积累的工作。高速公路是用水泥沥青铺成的,总要有人来铺水泥沥青。前面说,我们整理的文献会成为别人批评的靶子,其实,这种批评可以使我们把文献整理得更好,学术就是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前进。对于佛教文献的整理工作,金克木先生曾经比喻为“下地狱”。但这是一项民族之大事,世代之大事,因此,无论再难,总得有人去做。既然如此,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且文献收集之类的事,做得越早,收集得越多;做得越迟,资料的散失越多,收集越困难。这也是一个规律。也就更加不允许我们有什么犹豫彷徨。这就是我们成立。藏外佛教文献编委会。,编辑《藏外佛教文献》的原因。

  何:你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方:当今世界现存的佛教为南传、汉传、藏传三大体系,每个体系的佛教都有自己传承的经典。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三大佛教体系具全,三大体系的佛教典籍也最多。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的骄傲。其中,汉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在我国孕育为辉煌的中国佛教,又流传到东亚各国,对各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佛教的第二故乡”。但是,随着近代国势日弱,民生日蹙,我们在佛教研究的许多方面都落后于世界。举例而言,近代以来,世界的佛教研究基本上沿着梵文佛典、巴利语佛典、藏文佛典的道路前进。由於种种原因,对梵文佛典、巴利语佛典的整理,我们都落在世界的後面。对藏文佛典的研究,现在也很难说我们一定掌握着优势。如果我们在汉文佛典的整理研究方面再落後於世界,则实在愧对祖先,愧对“佛教第二故乡”的称号。目前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比较重视这一事业,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其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相对落後的地位。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产权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大。大藏经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知识遗产,我们不能让这一份遗产的知识产权丧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当然,仔细分析,我方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与编辑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如果把这种优势发挥出来,急起直追,完全可以在汉文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首先是藏内佛教的校勘标点,其次是藏外佛教的收集整理。就藏内佛典的校勘标点而言,我们中国人,总要比外国人作的好。至于藏外佛典,虽然不少散逸在国外,但毕竟大多保存在国内。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整理出来,归入大藏,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上述两个任务完成得好,编辑一部新的代表中华民族最高水平的大藏经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近年以来各种各样的影印藏经不断出版,所以,藏内佛教资料相对比较容易得到。就好比是公共图书馆的藏书,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方便地查阅使用。但藏外佛教文献则不然,必须从原始资料开始,一点一滴地去整理。虽然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不少有志之士注意到这件工作,并取得不少卓越的成果,但总的来说,还处于个人的、分散的、零乱的状态,缺乏较为系统的规划与坚持不懈的努力,距离目标的达成还有遥远的距离。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在藏外佛教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方面下大功夫。
  实际上,现在我们编纂大藏经,如果只局限在已经入藏的资料圈子中炒冷饭,则不如不编。只有把眼光放宽到未入藏资料上,才能突出我们的特色,占据历史的高峰,真正编纂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大藏经。所以,以《藏外佛教文献》的形式收集整理散逸在大藏经之外的佛教资料,一旦条件成熟,把整理好的资料纳入大藏;条件一时不成熟,也可以起到“藏外佛教文献集成”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何:下一步你们打算怎样做?

  方:编辑大藏,固然泽被千秋。但兹事体大,谈何容易。不过,既然利国利民,总会有人来做。这当然需要等到各种条件成熟之后才能正式上马。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在目前条件下,能够做多少事,就尽量先去做。只要抱着只讲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情,尽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自然功不唐捐,事不虚抛。《藏外佛教文献》的第二辑已经编辑完成,不日即可付印。第三辑的编辑工作也已经开始,计划在年内付印。只要经费有保证,我们就把这件事做下去,一直做到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