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6年第5期   第8页

佛教文化论

——近年热点研究综述

聂士全

  佛教在我国经历了近两千年传统佛学的发展阶段,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互冲撞、影响、融合,终于形成了中国化的佛学思想,深深注进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经过十年文革的低谷,本世纪末,大陆佛学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看待传统佛学,重新审视其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已成为众多学者思索的焦点。本文以中国佛教界的刊物1991年以来所载有关文章为主,兼及其他报刊,对这一段时间围绕佛教的性质、地位和社会作用等理论问题所作的探索,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关于佛教的文化属性及文化功能

  “佛教是一种文化”,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先生不止一次地援引八十年代中期一次他与科学家钱学森的对话来说明佛教是一种文化。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是为了合理地说明现代的政教关系、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谐调找到契合点,而且为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佛教开辟了前景,从而得以广泛探讨佛教对我国的传统思想、文学创作、建筑、绘画、音乐、民俗等的影响及关系,为重新整理两千年来的佛教文化财富提供了前提与方法。
  王雷泉先生在《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的若干理论问题》(《佛学研究》第四期,1995)一文中,总结出当前六种具有代表性的宗教理论观点:鸦片论、特区论、适应论、文化论、相容论、制衡论。其中“宗教是一种文化。论是宗教界和学术界为避开宗教的信仰特质和政教关系等敏感问题而提出。事实上,佛教文化论提出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佛教如何存在和发展这一问题,亦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如何相互适应的问题,或者可以说,这一主张即是佛教在目前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即佛教的文化特性使其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协调。其实,上面六种宗教理论观点的目的都是用来说明或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性质和政教关系的。在近几年,佛教文化论已普遍为僧俗接受,似乎已没有什么异议。此间学术界对佛学理论的研究一般也都是在“文化论”为主导的背景下层开的,特别是通过考察文化史来看待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方面更为突出。佛教本身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综合文化的载体。其香火两千年不绝,自有深因,杨仁山、梁启超等近代先贤重视总结佛教的历史作用,高度评价佛教对中国文化、哲学各方面的重大影响。(文见胡戟:《佛教东渐两千年香火不绝的反思》,《法音》1994.3)
  何云先生在《中国佛教史是一部文化史、当代史和心灵史》(《佛学研究》第二期,1993)一文中说,宗教是一种文化,这在今天的中国,显然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人的共识。中国佛教史作为一部文化史的理由:从中国佛教史发展的主体看,它是一个包括所有的物质的、精神的要素,特别是佛教心理——情感结构这一要素在内的活生生的有机的文化统一体;在其发展方式上,体现和展示了佛教作为一种根本文化发展的丰富样式,其创造性与多样性,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范围里都堪称典范;还在于它全面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他还指出佛教作为一个“佛教文化统一体”具有四个层面:第一是佛教民俗化事象与佛教直观艺术层面。一是与广大基层社会联系最为紧密那部分佛教民俗化事象,如烧香拜佛、许还愿、吃斋念佛诵经、饮食礼俗等;一是以石窟、佛塔和寺庙园林建筑为代表的佛教直观艺术体系。第二是佛教的物质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包括处理政权关系和宗派教团自身管理建设的一切有关制度、仪轨,实际主要是指政治和经济 (寺院经济)两个要素。第三是佛教的精神文化层面。包括佛教基本理论、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道德规范的建构。第四是“中国宗教文化心理一一情感结构”层现。其中二、三两点构成佛教的本体。何云此文突出强调“佛教文化心理情感结构”,提出佛教史是心灵史,其心态史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
  辛世俊先生《论佛教的文化功能》(《法音》1994.3)指出,佛教作为文化现象具有这样三方面根据:一是从佛教的形成过程来看,佛教本身即是文化的产物;二是从佛教的构成要素来看,佛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三是从佛教的社会特性来看,佛教符合文化学的理论规范,具有历史性、民族性、群体性等文化的一般特征。佛教的文化功能即指它除具有交流、传播、移植功能以外,且对自然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民族和民俗都能产生影响。
  上述两篇文章都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佛教史和佛教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化功能,其前提是佛教是一种文化。文化的外延十分宽泛,任何打上人和人类的主观意志烙印的事物与现象皆可以文化称之,含思想意识、社会制度、宗教、民俗、建筑、物质等等诸多层次。因此佛教是一种文化本不应该有所怀疑。提出佛教是一种文化当然是出于政教关系的考虑,强调佛教的文化特性,是政府、出家僧侣和学术界可共同接受的属性。
  另外,从佛教的本身特点来寻找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契和之处,也是僧俗普遍关注的问题。陈兵的《佛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问题》(《法音》1991.12)指出,从本世纪初起,佛教界的进步人士便为使佛教适应社会而作了种种努力。中国佛教具有自身传统的、能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突出特点:一、“人间佛教”的提倡;二、“农禅并举”的传统与现状。三、佛学与现代文明。佛教教义与其他宗教相比,可谓最多与现代文明可能符契之点,从继承文化遗产方面来讲有其珍贵价值。从而说明,佛教界弘扬的以人间佛教为纲宗的思想,可以调动教徒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忘我工作;佛教的信仰可满足一部分人精神上的某种深层需要,安定社会人心,起到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达到佛教与社会主义的协调。
  综合起来看,论者均承认,佛教是一种文化,在历史上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丰富的佛教伦理和佛学义理仍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结合现实,积极发掘佛教思想宝库中化世导俗的成份,可谓是众向所归。

  二、佛教之当代历史性机遇及佛法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现代社会的发展现状,使许多敏锐的佛学研究者意识到佛教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这是因为佛法的自身特点必将使其在现代文明中扮演耀目的角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精深之佛法能够拯济经济社会中人们的精神贫困和科技文明带给人类的负面效应。因此从佛法中汲取能滋补现代社会的血液,如佛教道德、心性修养功夫等,为众多学者所热心。
  勿庸置疑,当代的科技文明带来了高度的物质生活水平,却对全球性的污染和生态失衡束手无策;市场经济刺激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和消费欲望,却不能制止道德之沦丧和满足来自心灵的焦渴。佛日《佛法与现代文明》(《法音)1991.1/2)一文指出,在物质文明与人类理性的发达臻于极盛的繁荣外观下,也暴露出诸多危机,人类精神的贫乏和行将使整个人类毁于一旦的危险,令头脑敏锐的东西文化精英深深忧患,进行对现代文明乃至全部西方文明的反思,探索拯救文明危机的出路。这时人们发现东方古代哲人的深刻智慧,尤其是在东方影响最为深广的佛法,从反思近现代文明的角度被重新认识,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化人的关注。佛法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宅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现代文化尤其科学的发展,表现出与佛法遥相接轨的趋势;二、佛法蕴藏着堪以拯救文明危机的睿智。可以说这是佛教当代张扬的伏笔。王雷泉先生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宗教文化融汇现象进行反思,认为原来制约中国佛教发展的政教、儒佛、教俗三重关系在今天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佛教在当代的复兴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因为:政教分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佛教在各教平等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经济体制改革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具备独立品格的佛教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形成。(《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法音)1996.2)
  现代科技和物质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及全球性问题,为佛教在当代的复兴创造了契机。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佛学在世纪之交乃至下世纪的文化重建中,负有极其重大的使命。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全球文化一体多元的时代,必将提供佛教大复兴的更佳机遇。大乘佛学在未来多元文化竞争、文化重建中堪以承当特殊重任的优势,主要表现为:高度的文明自觉;对自心、自我的如实觉知;人文主义、科学精神;超越人性正负面的智慧的技术;多元多层次的结构和契理契机的精神;深厚的文化积淀。当然佛学要在现实社会、未来社会实现这些优势,还必须进行自身的重建(佛日《佛学在文化重建中的使命》,《法音》1996.3)。从甚深无量佛法中发掘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思想也是近期佛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如对佛教与科学、佛教与环境保护、佛教与生态平衡、佛教伦理与社会道德、佛教与现代社会人生等问题都有深入的探讨。这类文章和观点除发表在佛教界杂志上以外,更多见于坊间流行书籍及专业研究杂志上。

  三、中国佛教在当前社会环境中的应机施设

  这一课题含有两个方面:一、佛学的理论建设;二、佛学教育与僧团建设,含佛教的信仰建设。佛日先生在《佛学在文化重建中的使命》文中,指出了佛学在现代社会应机施设的原则和途径。佛学重建须从领导现代文明、促进文明转型的使命出发,从未来世界的发展着眼,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总持传统佛学中的积极因素,依契理契机的原则组建发挥,变换出能适应未来社会的新形态。其基本工程:首先是对古老佛法作现代诠释;其次,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提供佛法为真理的有力论据;其三,需以科学的方法,对传统佛学的各种修证方法作整理研究,结合修行实践,予以总结重建,选择、开设出适宜现代社会的各种法门;其四,需运用佛法智慧,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教育、生态保护、社会风气等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发表评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揭露和批评社会弊病、人生缺陷,提出针治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案。
  佛教的大众化、世俗化在其当代发展中已是势在必行。(见刘晓宝《世俗化:当代宗教的发展趋势》、于卫青《对佛教大众化的几点看法》、真禅《发扬佛教文化传统: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等文。)“人间佛教”思想由近代著名佛学理论家、实践家太虚大师提出,是佛法应世的一种方便施设,在当前得到僧俗的普遍认可与发挥。“人间佛教”思想是大乘佛学的世间应用,可谓是佛教世俗化的最佳指导,也是佛教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近期对佛教现代化、世俗化等问题的探讨亦是一个极其热门的话题,当然亦离不开佛教现代建设的重心。
  为适应佛教现代化的主题,佛教教育、僧团、丛林制度的现代建设也应当提上日程。近期有许多佛学研究者撰文对当前的佛教教育与僧团所存在的问题表示忧思,并提出对策。佛法首重信仰,而信与智的合一,体现了佛法的性质。(西妙《佛法之性质与佛法之研究》,《法音》1991.2)信仰是佛教的生命之核,信仰建设也当是佛教各项建设的重心。王雷泉先生认为,当前佛教教育的困境,表明在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中还存在窒碍。对佛教界来说,无疑是从信仰这个核心出发,社会、文化层圈扩展,然后从文化、社会这些外缘层圈向核心凝聚。(《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谈佛教教育的宗旨和目的》)另外萨达提沙著,学愚译《佛教的信仰观》(《法音》1993.2)、吴信如《亟需认清佛教所说的“信”字:试论佛教的信仰建设》(《法音》 1994.8)等文亦对佛教信仰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
  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中国佛教现代化尽管为佛教界普遍赞同,但恰恰是人的现代化方面,至今仍与百年前差别不很大。因此提高僧伽素质实现佛教现代化根本,提高僧伽素质一靠教育,二靠加固内在信仰,三靠现代丛林制度建设(邓子美:《近代僧制改革与现代丛林建设》《法音》1995. 10)。当前的僧教育及僧伽与丛林制度是僧俗普遍关心的问题。济群法师针对时下僧团出现的一些弊端,如滥收徒众、不讲原则的剃度沙弥、不负责教育等,以致造成僧团失去纯洁、僧人素质下降的混乱局面。认为佛制僧团制度沙弥,首先必须严格审查剃度师资格和被度者的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度人的数目,被度的对象,都有严格的限制。其次要如法受戒,依止师要负责教育弟子,弟子要尊敬侍奉师父,师徒相摄,僧团和睦,如此则能令正法久住。作为九十年代的佛教往何处去,是严修毗尼,还是废戒废修?作者认为教依人弘,法敕僧传,僧人应能精严戒律。(《佛教的师资问题》,《法音》1994.8)净慧法师认为当代青年僧俗僧伽应在求学中坚定正信,树立正见;在求道中坚持正行,保认正受;在弘法利生中继承传统,适应时代,沟通社会,服务人群,住持正法。(《当代僧伽的职志》《法音》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