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6年第5期   第5页

研究宗教应持何种态度

——重新认识汤用彤先生的一篇书跋

牟钟鉴

  近些年,宗教文化研究勃然兴起,我也被这股潮流卷了进去,对中国传统信仰和道教作点研究,时有心得,常常在研究宗教的态度和方法上作些反思,以为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研究宗教应持何种态度,这对研究者来说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是首先需要明确予以解决的,否则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就很难保证。
  大家都承认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一部成功的上乘学术著作,其价值历久而不衰,誉满海内外学界。它的成功,除了内容的丰富、严谨以外,还在于汤老治佛学的态度和方法完全是近代的和学者的,故能开一代佛学研究新风。我们可以从汤老的著作中总结他的治学之道,我们更想知道汤老自己总结出来的治学之道,如果真有这样的总结,必然会给我们重新检讨研究佛教和探索宗教的根本立场以重大启示。
  令我兴奋的是,我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份重要的总结,这便是汤老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所写的《跋》,印在此书 1938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上,而 1955年该书由中华书局重印时它被删去了,直到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由汤一介先生编辑的《汤用彤论著集》,收入《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才把那篇初版的《跋》又重新补入刊印,这样它才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我看不到初版书,长期无缘见到《跋》文,得到《汤用彤论著集》后,仍未注意到它的悄然重新出现。有一天突然翻到它,如获至宝,细读之后,欣喜异常,反复研味而不能自已。我很感慨,这个《跋》的命运竟如此坎坷,在30余年中它作为“过时”之物被抛弃了,而终于又被捡了回来。可见精华与糟粕的取舍实不易言,一时的风气未必可靠,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历史,保留全貌,让人们慢慢地去研讨辨别,不可轻易删削。
  汤先生是深通佛学和佛教史的大师,唯其深通故而知治佛学之艰难,艰难所在主要不在文献之浩瀚、理论之丰富,而在难得佛学之真、大德之心。《跋》文说:

  “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人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糟粕而已。”

  这一段文字是《跋》文的精义所在。第一,它指明佛学兼具宗教哲学的两重性,佛教可以称之为哲理型的宗教,亦可称之为宗教型的哲学,两者合为一体;第二,它指明宗教感情乃是宗教信仰的内在因素,是宗教发挥作用的深层根据,因此要得其真意,不能单靠外在有形的资料,必须对它有“同情之默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作同情的理解,沟通心灵,得信教者之心;第三,它指明哲学(汤先生这里似乎特指中国哲学)的宗旨是精微深远的,功夫不在表层知识,而在心性的开发和解悟,故欲得其精华,不能徒依文字考据,必须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内心有以会通,把自己放进去,通过自身的心性磨练而对中国哲学真精神有所感受。这几点是汤先生一生治学心得,都是真知灼见,得来极不容易。
  汤先生并非佛教徒,他一向不赞成用信仰主义的情绪支配宗教研究工作。他在“重印后记”中说:“我过去反对以盲目信仰的态度来研究佛教史。因为这样必然会看不清楚佛教思想的真相。”事实也确如此。汤先生的佛教史著作之所以有极高的近代学术价值,而又能广为学界所接纳,重要原因是不带神学色彩,具有纯粹的学术性质。这与“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并不矛盾,可以互为制约,也就是说不盲目信仰,不能走到冷漠乃至敌对的立场。默应与体会也不意味着成为信教者,研究者与宗教要近而不混,通而不同。我以为汤先生选取的立足点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我受到庄子“材与不材之间”的启发,于是提出这样的见解:研究宗教的最佳位置和态度便是在信与不信之间。为不致引起误解,这里要作些解释。
  “信与不信之间”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进得去,也出得来,而且首先要能进得去,然后再说出得来。研究任何问题要想透彻都得“投入”,作一番身临其境的思索和体验,研究宗教更须如此。对于宗教的教义理论须循其思路而求之,务必真正领悟本义。对于教徒的心理与生活要十分熟悉,并有真切的关怀和同情的理解,不妨作“假如我是一个教徒”的设想。我们研究者不应自封为宗教的审判官,我们也是人生旅途上的一个探索者,有着与教徒一样的人生种种关口,能够体会人们开拓人生之路的艰辛,内心可以感通,只是彼此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所差异而已。在了解研究对象的阶段上,我们应当强调“进入”,尽量不带主观成见,移情移念于宗教。“进得去”不单是为了获得微观上的详细状况,更是为了找到合适的感觉,达到精神上的默应。当积累了相当多的体验、解悟和知识之后,我们便可以超脱一个教徒的局限,站在整个人类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高度,对研究对象作立体化的、全方位的和历史的考察,以便作出恰如其分的时空定位分析,并用真善美的普遍性标准对它作出价值评判,这就是“出得来”的含义。这里没有教派的间隔,也没有信教与不信教的对立,有的只是对智慧、美德和幸福的歌颂与响往,对罪恶、愚昧、虚伪的舍弃与抗争。所以“出得来”不是跳到宗教的对立面,而是另有层次,进行整体性的思考。
  “信与不信之间”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有所信取,亦有所剔除。人类有数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文明的创造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宗教信徒,文明成果里有不少表现为宗教形态。因此,宗教文化是人类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评论它的是非功过应与评论整个历史文化采取同一个标准,不要把宗教打入另册。古今中外,凡真善美的事物总是相通的,不论它们以宗教的方式存在还是以世俗的方式存在,我们都要加以肯定、发掘和褒扬。而凡假恶丑的事物,不论在哪里出现,也不论是存在在宗教体系里还是存在在世俗体系里,都要受到揭露和鞭挞。从更深一层说,研究宗教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分清真假、善恶、美丑以决定我们的取舍,更重要的是藉以反思我们的社会和人生。我赞成罗竹风、陈泽民两位先生的话:“宗教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证明宗教信仰命题的真伪,而在于通过对宗教现象的探索、研究去认识人和人的社会”(《宗教学概论》、《宗教通史简编》、《宗教经籍选编》总序)。要了解宗教文化全部丰富深邃的内涵,以及通过宗教现象透视社会和人生的深层是相当困难的,而研究宗教的主要价值也正在这里。以佛教而言,人们批评它悲观厌世的流弊一面,这自然是对的。但它在对现实人生的彻悟中,包含着对社会病态的解剖和对社会苦难的抗议,包含著对世俗人生的超越;它的哲学、心理学、道德学以及语言、文学、艺术,都有许多精粹的内容,有不少已经融汇到全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中,有的还没有被我们发觉。它们对于提升我们生命的价值和丰富生命的内涵会有相当的帮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所取用呢?例如佛教的破执论就可以用来破除日常生活中低层次的执迷和自寻的烦恼,对许多事情看得开、放得下,形成通达、洒脱的人生态度,这不是很好吗?这就叫作部分的、有限度的“信”。当然,作为一个非教徒,又不能全信;对于那些经不起实际生活检验和有负面作用的成份,不要说教外人士不能相信,就是教内有识之士,也常有反省和检讨。中国佛教界提倡人间佛教,把净土搬回人间,使佛国世界充满了人情实理,这是一种前进的步伐。宗教界当然不会放弃他们的基本信仰,不过时代的潮流是无比强劲的,它会迫使一切愿意保存自己的宗教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生活的真理靠拢。作为教外的研究者更不应受特定信仰的约束,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理性的头脑,这是教外学者的优势所在。这就是我所说的“不信”,这种不信有利于凸显可信的成份,不让负面的阴影遮盖住智慧的光辉。
  任何一种研究态度和方法都不会没有缺点,都只能相对地接近研究对象,谁也不敢说他垄断了全部真理。比较开明的说法应当是:研究宗教也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必要设禁区、禁令,各家都可以自由地研究各种宗教问题。从立场、态度上说,有信仰主义的,有客观主义的,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从具体方法上说,有比较研究的,有实证主义的,有结构主义的,有人类学的,有社会学的,有民俗民族学的。只要以诚立学,功夫到家,都可以对宗教学术研究做出贡献,彼此之间也可以互相批评、互相对话、互相补充。就我个人的选择,我倾向于在态度上处信与不信之间,在方法上博采众长,不拘一格。这样可以避免专信或绝不信两种极端态度引起的强烈情绪化因素,从而增加研究的学术性。我这样讲并不是什么折衷主义,更不是游移之戏言,确实是一种辩证的思考。
  我认为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其《跋》,体现了一种近代学问大家的中正不倚的气度。他对佛教和佛教史相当熟悉、相当投入,他对真正有学问、有懿德嘉行的高僧大德怀有诚挚的敬意,从而能较切实地把握他们思想的真意和精要;同时他又不囿于佛教信仰,以开阔的视野和清醒的理性指点人物,评说历史,比较异同,不以门户划界,唯以是非立论,故能成就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研究性著作,使教外读者获得可靠的知识和多方面的启迪,使教内的读者没有反感,愿意认真参阅,因而其学术生命广大长久。我不敢冒然说汤先生研究佛教的态度就是在信与不信之间,但我觉得汤先生的态度与我的想法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此文发表时本刊略作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