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2年第4期   第36页

佛学文摘

  印度佛教与亚洲文学

  何乃英在《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著文认为:探讨印度佛教与亚洲各国文学的关系,既是研究印度佛教的课题,也是研究亚洲文学的课题。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及影响都是在印度国外的地区,如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由于这些地区接受佛教信仰程度不同,文学与佛学关系密切程度不同,但是其影响是相当深刻的。积极方面,一文化交流,促进国家宗教和文学的发展;二文学创作,佛教的观念和信仰起到丰富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增加文学作品浪漫色彩的作用。

  张载斥佛思想辨析

  詹国彬在《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张载是宋初诸儒中,最激进的佛老思想批判者。他崇儒斥佛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申儒学“天人合一”“体用一源”之旨趣,斥佛学“天人异用”、“体用殊绝”之谬妄;第二赞儒学“穷理尽性”、“推己及入”之博大;斥佛学“不思穷理”、“溺志虚空”之浅妄;第三扬儒学“大心体物”、“不萌见闻”之理性直,觉;斥佛学“以六根之小因缘天地”之认知形式;第四彰儒学“均生死”、“通阴阳”之无畏精神;斥佛学“死生转流”,“厌苦求免”之偏狭自私。但是,张载处在“三教合一”的文化背景中,他受佛学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其“心”的思想观念受启于佛学。张载斥佛,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儒学概念比附佛学的思想,同时他斥佛则更牵涉到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与时代性,批判性与继承性等根本问题。

  慧苑及《华严经音义》的几点考证

  刘春生在《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著文从法藏传记和慧苑著述两方面人手,探讨了慧苑的生卒年,主要活动、弟:卜传承、《华严经音义》的写作时间等。从慧苑对佛教史和历史文献研究的影响考虑,对其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是有意义的。继而有所发现,有的问题得出了结论,有的则只作了合乎逻辑的推理。

  刘禹锡与佛教

  杨鸿雁在《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撰文认为刘禹锡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客观上讲因为佛教已发展到与儒、道鼎立而三的兴盛时期,僧人成了沟通刘禹锡与佛教的桥梁。刘幼时与诗僧有过融洽的师生关系,从主观上讲他抱定的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受到了冲击,使他接近佛教,与佛教相融,人生观受佛教影响。从诗禅相通观点出发,他对禅宗的思维方式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表示认同。

  佛学: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变革社会的精神支柱

  魏义霞在《学习与操索》1991年第6期认为佛学是中国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和主要理论倾向。东汉佛学传人中国很快得到信奉、改造与传播,宋明理学时佛学逐渐走向衰微,及至近代又走向复兴,通过对这一佛学与儒学结合的历史的分析,指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深深地打上了佛学拘烙印。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把佛学变成变革社会,拯救中国的思想武器和精神的支柱。

  赤松和尚的佛学认识论初探

  王路平在《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认为赤松是清代贵州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位著名禅师。在他的佛学思想中认识论颇具特色。其认识论的方法论是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的。他还继承和发扬临济宗风,充分体现了临济宗认识论的特点。赤松的佛学认识论所讲自心自性和佛、佛性,即对宇宙万物的最高精神实体的契证,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人的价值,更重要在于为广大信徒提供了成佛的方便途径。赤松的棒喝、机锋、公案等表面上、形式上是一种神秘主义,思想基础则是极端的相对主义”。言不尽意,从哲学认识论讲有一定合理成分。

  试论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

  方立天在《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根源与途径。认为中国佛教哲学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中国古代佛教学者通过译经、讲经、编撰佛典和判教立宗等途径使印度佛教传人中国,并结合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特定的“哲学生态环境”进行加工取舍,使印度佛教逐渐中国化,形成一种既不同于儒,道等中国传统哲学,同时又区别于印度佛教哲学,相对独立的中国佛教哲学体系。

  中国古代的佛教笔记

  陈士强在《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中从佛教史料学的角度,记叙了佛教笔记的产生、发展、门类和存佚,并对今存的32种佛教笔记的书名、作者、卷数、版本、序跋及内容,以及未编人佛藏的有关著作做了介绍。佛教笔记是中国佛教史籍中的一大门类。无论是佛教史学,还是佛教文学,都离不开对佛教笔记的访求和撷取,为深入研究和使用这些文史资料指示了门径。

  20年代初太虚的佛学思想

  何燕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太虚在20年代初期构筑于武昌佛学院的人间佛教思想最具特色。太虚的佛教革新和“八宗平等”思想以及以人为本位的唯识佛学思想,都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他革新佛教的意义在于改变佛教对人生的漠视态度,使佛教在社会伦理教化方面发挥作用,内部避免腐败的劫难。他提出的“人为本位”的“人生佛教”,反映出对人的关注,符合于世界上一般宗教由中世纪的神学化特点向现代社会人文化特点转化的共同规律,迎合了世界文明史的进展,表现出对于年儒学传统的世俗实用主义以及近代虚无主义的抗争。尤其对推动中国佛教向现代转化,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汤用彤的佛教史和比较宗教学研究

  麻天祥在《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撰文认为汤用彤一生主要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的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两部为其代表作。他特别重视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的比较,在比较中,令人信服地说明佛教的传人、发展、兴盛及衰落的文化背景,否定了汉明帝以前佛教入华的各种传说。通过玄佛思想的比较,阐述了佛学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各宗的教相判释,消长原因,历史变迁三个方面比较异同,还对影响佛教发展的内外诸多原因比较,理清了佛教兴替之脉络。但只让我们看到佛教组织形式的衰落,而未注意到佛教思想在中国各阶层的广泛渗透及对中国文化乃至民族心理的深刻影响,就给后者留下了重要课题。

  中国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

  方立天在《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东汉以来的思想发展史上是颇为独特的。第一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形成,鼎盛和衰落三大阶段。第二中国的文化环境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构造原则、发展方向,民族风貌和时代特色。其内驱力在于中国历史的需要,其根源在于中国社会的土壤。第三,其主旋律和真精神,在于追求成就人生最高理想价值世界。这也正是形成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第四,要成就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关键在于认识重塑和完善主体世界。第五,理智的直觉思维是中国佛教在心性论基础上构筑主体理想世界的基本方法。

  吐蕃佛教漫论

  李尚全在《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认为佛教输入西藏的吐蕃王朝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需要,这就是佛教在吐蕃得以传播的历史根源。松赞干布时代,佛教从尼泊尔、唐都长安、锡兰传人西藏。佛教在这一地区扎下根,并形成该地区民族宗教的基本要素,有寺院、佛像、佛法、僧侣、佛教经济,来完善佛教的藏化过程。在藏语系佛教经济初步形成后,佛教在西藏地区彻底藏化,藏语系佛教成为藏族的民族宗教。以大乘佛教的中观正见为基础,修习密教的大圆满法,藏语系佛教在吐蕃时代使阶级矛盾缓和、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巩固王权,其历史作用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