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2年第4期   第27页

天下名山僧建多

谢重光

  翻开中国诸多名山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许多名山之所以成名,佛教的传播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名山与佛教的关系,不是这些山业已享有大名之后被僧家占夺了,恰恰相反,它们大都地处偏远,原来是人迹罕至的荒山,后来因有高僧在此结茅行道,才慢慢吸引了众多的僧徒和信众,也才开始了其山的开发进程。经过僧侣和信众长期的艰苦草创,才造成了以佛教文化为主要特色的璀灿的人文景观。优美的自然景观与灿烂的人文景观互相辉映,其山才成为享誉天下的名山。正确地说,不是“天下名山僧占多”而是“天下名山僧建多”。
  峨眉山高出五岳,秀甲九州,其自然景观之美,自古已然。但是,在佛教尚未传至峨眉山之前,山中的人文景观尚属阙如。所谓在佛教到来之前,此山昔有道教的说法,多半出于附会。如黄帝往峨眉问道于天皇真人的故事,荒谬不经,前人论之已详。纵使那时真有个别修道隐逸之士到过峨眉,也没有给峨眉山的面貌带来多少变化。只有佛教在山中的传播和发展,才真正使蛾眉山的面貌根本改观。
  佛教在峨眉山的传播史,是历代僧人前赴后继,干百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史。晋代来自西域的阿罗婆多,是最早来到山中弘化的僧人之一。那时候山中荒无人烟,“山高无瓦埴,又雨雪寒严,多遭冻裂”,阿罗婆多只能以树枝为架,木皮为盖,建起了十分简陋的道场,点燃了佛教在峨眉山中传播的最初火种。后人为了纪念阿罗婆多在山中艰苦创建的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草庵,把它称为木皮殿。
  阿罗婆多之后,峨眉山一带高僧继至,四方慕德,所在成倡。但因山中高寒,五谷不生,即使勉强种出瓜豆荞麦之类,又多遭野兽窃食,僧侣们长期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直至清代,山中寺僧的日常生活,还主要靠自种的桐果茶叶,运到山下易米为粮维持着。但是僧侣们把弘扬佛法当作一种无比崇高的精神追求,从不计较物质生活的菲薄艰苦。就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惨淡经营,造寺院,建经藏,修桥铺路,植树造林,积千百年之功,终于使峨眉山出现了方圆数百里内琳宫栉比,梵音缭绕,佛教文化昌明繁荣的局面。这里,仅据手头有限的资料,赂举数例,以见僧侣们为峨眉山佛教文化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明代别传禅师  明朝中叶,峨眉山顶的铁瓦殿因年久失修而废坏,别传禅师发愿重修,遂于双飞桥饭僧,联络十方僧众共同出力,集资兴修。自己则省衣节食,积少成多。经过他的辛勤募化,终于把寺院修葺一新,把旧日的铁瓦殿改成了铜瓦殿,并新铸了多尊巨大的铜佛、铜钟和普贤铜像。进而又在寺院周围手植松柏杉楠,长达二里,共169777株(一说十万八千株)。他在种树过程中,表现出极为感人的佛教虔诚,每种一树,辄礼法华经一字。后来他种的树郁为茂林,号为神树。
  明代觉岩居士  昔时峨眉山的登山之路曲折盘旋,险峭无比。致使朝拜者有望山而惧,半途而止者;又有闻而心骇,欲行而不果者。向山上运送布帛米盐,更是难上加难,往往运费高于本价。因而道路的修治改造,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只因工程大,费用广,而长期无入敢于挑起这一重任。有居士觉岩,明万历年间来登此山,遂发宏愿,要完成改造山路的大功德。他发动了一些高官朝贵,共襄盛举。备足了资金,鸠集了工匠,探明了一条比较宽敞便当的捷径,兴造了一条起自伏虎寺,经凉风桥、解脱坡、华严寺、中峰寺、三望坡。白水寺,绕弓背山后上顶,直至绝顶的大路。一路上还择要修建了凉亭,方便行人歇脚憩息。功成之后,自蛾眉县城至绝顶,俱无险峻艰难之苦,受到众口一词的赞叹。
  以上所举,说明僧倡与峨眉山的关系,自古至今都不是侵夺、占领的关系,而是不断地加以建设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艰苦创造,无私奉献的关系。那么,其他名山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与峨眉山同在四大佛教名山数内的普陀山的情况。
  普陀山本是一个海上荒岛,迄至晚唐时代,这里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瘴疬弥漫、虫蛇出没的地方。唐宣宗大中年间,一位名叫慧锷的日本僧人,自五台山拂带一尊观音像,乘船回国,途经此地,触礁不前,漂泊到普陀山的潮音洞登岸,在当地居民张氏的协助下,建立了山中第一个供奉观音的茅庵,俗呼“不肯去观音院”。此事成为普陀山掀起崇奉观音热潮的滥觞,从此历来、元、明、清四朝,由海边向山顶,由草庵至琼楼,规模不一、形式各异的寺、塔、楼、阁、亭、桥、堂、寮、院,纷纷兴建,遍布全山。至1937年,岛上有八十八昕庵院,一百二十八处茅蓬,僧众多达三千人。有“见舍皆庵,遇人即僧”的美名。佛化之盛,在海内外皆属罕见。
  普陀山所以能从不为人知的海陬荒岛,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观音道场、海天佛国,所仰赖的主要是观世音菩萨的崇高威信和僧侣们艰苦卓绝的弘法精神。以普陀山最高峰的慧济寺为例。其地在海拔三百米以上,山高路险,后来建成的通山石板路从山脚至山顶共有一千二百个台阶。明代以前,这里只有石亭一座。明时僧人圆慧,发愿在此创建寺院,四处化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建成圆通、玉皇两殿和大悲楼、斋楼等。迄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过文质和尚的扩建,遂使慧济寺殿、阁、楼、堂齐备,堪与山下的普济寺,山麓的法雨寺比美。三者合称为普陀三大寺。
  或许有人会说,一座寺院的缔构,一座名山的建成,离不开万千信众的捐助,特别是有赖于土木工匠及绘画、雕塑艺人的辛勤劳动,怎能过分突出僧倡的作用?我们说,信众的捐助和工匠艺人们的劳动的确是很重要的,但是若无僧侣的倡导、宣传、发动,就不可能有信众的发心捐助;若无僧侣的组织、筹划和具体指导,工匠、艺人们也就无从汇集一起,施展其聪明才智。所以,在各个寺院的缔构和名山的建设过程中,某些杰出僧人发挥的倡导发起和组织领导作用是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让我们还是以具体史实为例。唐代泗州(今江苏泗洪、安徽泗县等地)开元寺,处在淮泗间,地卑多雨潦,每年都有水灾之害。元和时(806——820年)僧正明远律师与郡守谋议,组织僧俗群众于沙湖西隙地创造避水僧坊,建门廊、厅堂、厨厩二百间,植松、杉、楠、柽、桧一万株。由是僧与民都不再以水患遭淹溺为忧,开元寺迎来了稳步发展的繁荣时期。唐代浙江海虞山某寺,地宜梓树,当寺慧曼法师便组织僧众种植梓树数十万株,以梓树林的收入解决了一寺兴办佛、法、僧三宝功德的经费问题。唐代并城(今山西太原)开义寺,有寺僧慧觉不远千里,从青州(今山东潍坊、益都等地)取回枣树,种植几千株,以其收入解决了一寺僧众的日常生活费用问题。这几座寺院,当时都以其优美的环境和佛教上的地位而享有大名,若是没有上述僧人的惨淡经营,其地位和名声将何由取得?
  况且,在诸多名山、名寺的形成过程中,僧侣的作用也并非只限于组织领导一个环节,许多僧侣还参加了各项具体劳动。前述峨眉山僧手植松柏杉楠数万株的情况,便是很好的说明。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像上述这样的事例,谁也不能说是僧侣占夺了名山,只能说是僧侣们发挥智慧,挥洒汗水,把无人间津的荒山开发、建设成了名山。问题是,这样的情况是少数特例呢,还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回答是,这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例,而是普遍的必然的现象。自唐后期起,禅僧致力于山区的开发,在穷山野岭拔地而起的禅苑丛林是数不胜数的。还要进一步深究的是,僧倡在把荒山变成名山之后,是把它作为封闭的排他的佛教小天地呢,还是向社会开放,与社会共享?
  回答显然是后者。众所周知,佛教寺院从来是向社会开放的。寺院每天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香客信徒和游人,供他们进香、朝拜、观览、巡礼:寺院还提供游人住宿,招待土人在寺里读书。寺院备有纸笔,供骚人墨客在粉壁上题咏。寺院定期举行法会,盛大热闹的庙会、庙市因之而形成。因此,在我国古代,佛教寺院当之无愧地成为社会文化中心,是官民士庶精神寄托之地,也是老百姓们接受综合艺术教育、进行娱乐活动和商业贸易的场所。一句话,僧侣们把一座一座山林创造建设成以佛教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名山,又与天下之人共同享有名山的自然美和丰富的文化成果。也就是说,名山未成名之前,僧侣不是前来占夺,而是前来开发和建设;名山既成名之后,僧侣也未把它占为一己之私,而是与天下共有之,共享之,共同发展其自然美和人文美。
  “天下名山僧占多”一诗流传虽广,实在有悖于史实,应该推翻旧说,对佛教与名山的关系,赋予其符合历史真实的全新理解——
  天下名山僧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