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1992年第4期   第5页

绝世贪爱 ·趣佛菩提

——弘一大师出家因缘探微

刘继汉


  今年是弘一大师(李叔同先生)逝世60周年祭日,大家都来纪念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教育家和一代高僧,这就足以说明大师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的卓越地位和超然崇高的道德风范。从大师“二十文章惊海内”到“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的这一生既轰轰烈烈又深邃恬淡,几十年来一直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界和佛教界所议论,尤其对大师的出家原因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纵观各种议论,无非是文化界的“悲观厌世论”和佛教界的“宿报深厚论”。这大多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话题。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这一代中乃至我们的下一代中,对前辈们留下的话题又掀起了一股“旧话重提”的波澜。这说明大师的光辉一生不仅不因岁月的流逝而磨减,反而由于大师一生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的贡献而越来越为后人所认识和崇敬。在谈到中国近代文化史时,若忘记李叔同先生,真可谓是“数典忘祖’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李叔同先生出家原因”的话题仍是一个谜,而这个“谜”将世世代代被后人去猜测去探究。决不会有一个肯定的或否定的“谜底”,这就要看各人的根性去悟者自悟,迷者自迷了。

  (一)

  弘一大师的出家原因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的身世有着极深的渊源。弘一大师出身在天津一望族之中,在大师出生和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封建礼教最黑暗的时期,它在整个社会中根深蒂固,尤其妇女的社会地位在那时是极为,低下的。大师之生母王太夫入属“ 室”(即妾)是三房,大师出生时,“父筱楼先生已六十有八”,而“生母王太夫人才年二十余”。大师乃庶出,所以从大师一出生,在他心灵深处就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从大师的次子李端先生的回忆中可窥见一斑。回忆说:“在我母亲的房中,一直放有先父从上海带回来的四个大皮箱。在白色的箱皮上,除印有“上洋制皮箱”的厂名图记外,还都有‘李庶同制’的字样,‘庶’、‘叔’同音并用,可见先父常以自己的庶出为苦,也进一步更能说明字‘叔同’的深意”。大师五岁而背养,整个大族的一切权力由其兄长李桐岗独揽。可以想像王太夫人于丈夫见背后,在家族中是毫无地位的,肯定受到李桐岗的歧视和苛待。所以在大师婚后第二年,奉母携眷南下上海。过去人们都把他这次出走上海说成是因他刻过“南海康君是吾师”的私章,是因涉嫌避祸而致。但从李端先生的回忆中可对此次南下有新的解释。回忆中说:“但从前我的老保姆王妈妈对我讲,说我父亲当时的南下,是想从此后就在南方扎根立业,离开天津这个大家庭。”所以在大师奉母携眷南下上海定居后,他似乎深深地喘了口气,似乎摆脱了一种沉重的压迫,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愉悦之感。这种心情他曾对其学生丰子恺说过:“我自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以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请注意“以后”两字的内容,他一直为其母亲一生的不幸感到悲哀,所以每当谈到他的生母王太夫人时,他总非常难过。丰子恺在以后的回忆中说:“故他关于母亲,曾一皱眉,摇着头说:‘我的母亲——生母很苦’!他非常爱慕他母亲”。(丰子恺《法味》)所谓很苦,非一言能蔽之。因为大师一向心性内向,他律己严格,待人宽厚,从不贵人,更不诽谤人,这从丰子恺对大师早年在浙江第一师范讲学的回忆中,于细微处可见他处世待人的风范和仁厚。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说:“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另从大师平时常书写的格言中也可见他那博大的胸怀。如:‘自己有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别人不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足见他涵养之深,待人之厚。但由此亦更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所以对其母亲王太夫人很苦的内涵以及原因他隐而不露。究其母亲王太夫人很苦的内涵和原因,除了大师认为其母亲王太夫人婚姻不幸和年少守寡,更因其母王太夫人在筱楼先生逝世后在李家受到的歧视和苛待。这对大师的心灵是极大的创伤。这在以前的纪念和研究文章中多未提到过,即使有所涉及亦是隐而不露的。直到李端先生的回忆发表,才见端倪。这为研究大师的出家原因找到了一根重要的线索。定居上海五六年后其母王太夫人病故,大师扶柩回津引来新的创伤。本来王太夫人的病故对大师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种悲哀是语言难以形容的。他曾对别人说:“我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还只四十几岁。’他未能在母亲临终时亲守床头,这是他终身引以自责和不能宽恕自己的哀痛。按中国的传统,父母临终时,儿女要守候床头方为尽孝,所谓哭到坟头送到家,即此习。所以在其母王太夫人去世后,他改名哀,字哀公以志其悲哀之意,就是最好的见证。即使在他出家12年后,即1930年,他51岁时,一次“在浙江慈溪白湖金仙寺听天台静权法师讲《地藏经》、(弥陀要解》,从经义演释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的重要时,弘一大师当众哽咽泣涕如雨,后来才知道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更何况在王太夫人灵柩运回天津时遭其兄李桐岗的阻挠和刁难。这简直是在大师的创口上撒了把盐,迫使他狂怒了。若王太夫人的灵柩不能人祖坟,这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在李端先生的回忆中这样写道:“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的公开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坟内。……对于先父的这两次出走,我的老保姆王妈妈一直认为是‘气’的。她以后对我和我的九哥李准讲:他们老弟兄俩不和,家中大权由二门你们大爷(即我的二伯父)把着,你们的爸爸是生气才走的。现在我自己分析,先父一九○五年末去日本时的出走,当然和对我祖母的发丧有关系。……”多年来我仔细思考,大师生母王太夫人一生不幸的遭遇是促使他出家为僧的重要原因。因为这是任何外力不能排解的。有人说他政治上的不得意,家庭的破产是他出家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因为大师是一个精通艺术的人,很少利禄之心,对世间的一切都能用艺术来排解,而且会促进他艺术的升华。这在他出家前所从事的艺术和教育事业中已作了最好的说明。

  (二)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生来就健康,有些人生来就虚弱,或聪明、或愚笨。过去说是天生的,现在科学说是遗传因子。但究其根源,倒底为什么,仍是个迷。我们暂且避开“宿根深厚’’有争议的说法,但弘一大师从小就喜佛法井深具悟性却是个事实。他从一出生就有异兆;姜丹书《弘一律师小传》,“上人生时,有异征。雀衔松枝降其室。上人自言,至年长时此松枝犹保存云”。又吕伯攸《记李叔同先生》;“还有一根细长的松树枝,先生也像宝贝似的珍重藏著,轻易不肯示人:据他说,这便是他当年呱呱堕地的时候,由一只喜鹊衔著飞进来,落在产妇的床前的。这喜鹊衔枝的故事,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是很有些因果的。可是,先生也不过当做一件纪念品罢了。”法师圆寂时,此木仍端挂于禅榻旁之壁上,今存泉州开元寺。这倒底是偶然抑或说明大师确有来历,仍待研究探讨,但此事确为后人所重视。大师五岁丧父,于此时即展显了他对佛法的崇敬和深厚的渊源。“时师见僧之举动,均可爱敬,天真启发。以后即屡皆其侄辈效焰口施食之戏,而自中据上座,如大和尚。”大师八岁“时有王孝廉者至普陀出家,返居天津之无量庵。师之大侄妇早寡,常从王孝廉学大悲咒、往年咒等。亦学袁了凡记功过格。时师年纪七八岁,见而甚喜,常从旁听之。旋亦能背诵。”这或许有人会说是环境的影响,这一点不可否认。但“见而甚喜”或“见而不喜”,这在我们当今幼儿教育中,确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很多幼儿教育家门提出了诸多“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住其自然”、“因人而异”的各种教育观点。这就承认了人的素质和特性从生出来就不同的。这些天生带来的不同习性和好恶是否就是所谓的遗传因子造成的,抑或就如佛法中所说的乃八识中的阿赖耶识所含藏,这就需要我们的科学家们更进一步地去研究。但大师很小就因背诵“名贤集”而感悟世态炎凉,这在同龄儿童中亦不能不说是很罕见的。胡宅梵《一师童年行述》中说:“师有乳母刘氏,能背诵名贤集(集为格言诗,四五七言递加)。时教师习诵其词,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师虽在八九岁之间,亦颇能解其意。”乃至大师十余岁时即具有正气凛然,愤世嫉俗的清高品格,形成了常人看来似乎乖谬而实为反抗的性格,并能写出对人生感悟的诗句,这更不能不发人深思。即使在大师最幸福,亦是最春风得意的“二十岁至二十五岁的五六年”间,亦时时返照出大师心灵深处对人生彻悟的睿智和慈悲情怀。1900年,大师21岁时所作的“老少年曲”,这样写道:“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黄金也难买韶华好。”乃至大师东邻学成回国,不久即遭家庭破产,政治风云变幻莫侧,家事国事时时撞击其心灵,这无疑激发出大师的菩提心,此约在大师31至33岁左右时之事也。在他赠黄二南君的《南南曲》中尽已披露出他于佛法很深的造诣和感悟。词曰:“在昔佛菩萨,趺坐赴莲池。始则拈花笑,继则南南而有辞。南南梵呗不可辨,分身应化天人师。或现比丘,或现沙弥,或现优婆塞,或现优婆夷,或现丈夫女子宰官诸像为说法,一一随意随化皆天机。以之度众生,非结贪嗔痴色相声音空不染,法语南南尽皈依。春江花月媚,舞台装演奇。偶遇南南君,南南是也非?听南南,咏昌霓。见南南,舞折枝。南南不知之,我佛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在这段时间里,大师执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及南京高等师范。他的嘉言懿行,道德人品影响着一代甚至几代人,他们不分东西南北,不分政治派别,不分老少贫富,都如此崇敬着大师,这在历史上不能不说是罕有的。我以为这决不是伪饰可以做到的,也不是人为和吹捧可达到的,而是大师与生带来的,是天真自然的流露。所以丰子恺先生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说:“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所以我们对于音乐课,感觉严肃而新鲜。同时对于李先生这人感觉也特殊的可崇敬。他虽然常常请假,没有一个人怨他,似乎觉得他请假是应该的,但读者要知道,他的受人崇敬,不仅是为了上述的郑重态度的原故,他的受人崇敬使人真心地折服,是另有背景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人格。”所谓人格,就是人的性格、毅力、气质、心地、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应该承认,通过后天的努力,某些特征可以加强或减弱,但人的性格、气质、心地却是天生的,是后天决难改变的。俗话所说“江山易变,本性难改”正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大师的人格是天生的,佛教界说他“宿根深厚”是不无道理的。所以说大师的出家源于他的“宿根深厚”,于无量劫来,在他那阿赖耶识中积聚起来的深厚善缘所致。诚如夏丐尊先生所说:“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从现代哲学观点上来说,这是所谓的“内因”了。但仅有外因和内因是否就可以促发事物变化呢?这就还要有一个激发因素。所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我认为这东风就是激发因素。大师的出家,在内因和外因都具备的情况下,因为在一次断食试验后,才激发了他的出家因缘,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三)

  夏丐尊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这样写道:“说起来也许会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关于这一层,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有一次,记得出家二三年后的事,他要到新城掩关去了,杭州知友们在银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饯行,有白衣、有僧人,斋后,他在座间指了我向大家道:‘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很顺利,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敏锐,颇有文思……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手之意,改名‘李婴’。”过去在谈到这件往事时,很多人都怀疑这就是导致大师出家的主要原因。只因为这段故事是由夏丐尊先生说出的,大多人都持“姑且存疑”的态度。但今天由于各种高科技的发展,很多陈旧的框架多被打破,人的思维也更活泼自由。尤其是在当今掀起的开发人体潜能的研究(所谓的特异功能)以及各种“气功”的兴起,禅定的功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从而佛法上强调的“戎定慧”三学,更普遍引起人们的重视。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杨振宁先生承认“定生慧”这一点就是有力的证明。所以当我们今天重新再来探讨在大师这段断食试验后萌生的种种体会时,似乎已能使人们理解和接受。但我们没有见过这本日本杂志,对于断食试验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对大师三星期的断食试验的经过仅有一个大概的描述。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种断食试验是否类似佛法中的“止观”修习呢?“止观”修习实质就是“戒定慧”三学,即所谓“日寂日照、日定日慧、日止日观。其实一也”。以我对断食的体会,断食本身就是戎贪(贪美食、贪饭饱)。至于在三星期中,他除了写字之外是否坐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在三星期中,他每天写字的功夫就是习定的功夫。古德云:“修禅之法,行住坐卧皆当调心……。随处养心……。今不得坐,须于动中习存、应中习止……虽不坐而时时细密,时时安定。如此收心,定力易成。嘶以按笔者的体会,大师在三个星期中的断食试验,实质就是佛法中的“掩关习止观的修行”。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了。《大乘止观述记》中说:“虽诸众生但有性德,未有修德。迨极思本,修行止观法门,乃能返妄归真。”此正与大师断食后的感觉相符,所以他不仅改名为李婴并书写了“灵化”二大字,并附注云:“丙辰新嘉平,人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又久乐康疆,书此奉苏典仁弟,以为纪念,欣欣道人李欣同。”这一点是确实可信的,没有丝毫伪饰和虚妄。因为他那种得法乐的愉悦心情于此表露无遗。正因为有了这次经验,也可以说是开悟。从此以后促发了他出家的因缘。因为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供佛像了”。正如《大乘止观述记》中所言:“止观法门为能通,大乘自性清净心为所通。通者,达也。能通达彼岸故,盖必修此止观法门,乃能达于自性清净无上极果也。”笔者深信大师的出家因缘源属他的宿根深厚,亦深信缘起于大师的生母王太夫人的深刻影响,但更深信得力于“止观”功用的激发,此三者缺一不可也。 
  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大师的出家决非“消极遁世”或“悲感厌世”,也决不是“在社会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只好去做和尚”。应如何来评价大师的出家,我认为丰子恺先生讲得好;“他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人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大师出家后,不仅没有消极厌世,而且为佛教的发展和振兴,为保护和创造佛教文化艺术,为振兴民族精神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