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2004年总第22期)

济公文化的现代意义

黄夏年


  内容提要:济公是中国佛教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中国佛教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媒体上演了以济公为主题的电视剧,使济公这一佛教的人物成为公众人物,一曲以济公为主题的歌曲,也红遍了中国大地,甚而流传到东南亚等国。本文试图结合历史与文化的现象,作一番解读的尝试,同时也探讨一下其所蕴含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济公 道济 佛教
  作者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世界宗教文化》主编。
  一、释“道济”
  济公(1150~1209)虽然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但是有关他的生平历史上记载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俗姓李,名心远,浙江省天台人,在杭州灵隐寺出家,取名道济,或称湖隐、方圆叟等等,号济颠。济公则是后人对他的尊称。传说他诞生月余时,适有天台国清寺法空一本法师来访,为他命名为修元,取令修本命元辰之意。他曾问道于祇园寺道清、观音寺道净等人,后来前往江苏苏州虎丘山,礼瞎堂慧远为师,嗣其法脉。他性格豪放,狂嗜酒肉,行脚天下,神迹灵异颇多。居净慈寺期间,大火将寺庙烧毁,道济到严陵行化,以袈裟笼罩诸山,山木尽拔,浮江而出。他对寺里的众僧曰:“木在香积井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盖六甲神也。”道济临终时作偈曰:“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于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 嘉定二年五月示寂于净慈寺,世寿六十(一说七十三)。入灭后,曾有僧遇于六和塔下,复附书归曰:“有忆昔面当一箭,至今犹觉骨毛寒。只因面目无人识,又往天台走一番。”后人将此认作他是天台五百应真之一。在《卍续藏》里,收有《济颠道济禅师语录》一卷,但据学者研究,“系宋人沈孟柈所述之有关道济之演义小说,并非寻常之禅师语录。”[1]
  《佛祖统纪》卷一“释师名”条曰:“列诸师之名,考其例有八。或从国号,如北齐高丽;或从山名,如南岳天台;或从师号,如智者法智;或从生地,如章安仙城;或从寺名,如法华天宫;或从自号,如草堂息庵;或从郡名,如钱唐四明;或从著书之名,如扶宗宪章。近世多以自号行,虽称名之不一,而所以名乎其人,则各得其实也。”[2] 印度人出家,剃发著三衣,成为释迦牟尼的法子,变成了沙门,但是仍然沿用的是在家的俗名,如舍利弗、目犍连等人,并没有特别刻意地使用法名。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中国的僧人出家,受传统的宗法制度的影响,东晋道安改革佛教徒姓氏为“四姓出家,同称释氏”。以释为姓,这可能是受到中国宗法思想的启发,但更重要的是团结了佛教徒,统一了佛教组织,给以后的佛教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道安的一大创造。中国人加入僧伽队伍成为佛陀的弟子,要誓约受持戒法,一方面表示与传统的世俗社会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又表达了终身事佛的决心,所以要另取法名,将原有的世俗名字弃舍不用。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云:
  令月嘉辰,皇子载诞,……即听出家,移人王之胤,为法王之子,披着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归,列于僧数。[3]
  宋代是中国佛教业已变得成熟的时期,佛教的组织制度也在日趋完善。唐代百丈怀海制定的《百丈清规》对整合经历唐武宗灭佛后的中国佛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原有的在思想理论上一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的佛教,那么到了宋代,宗派的流衍和分布,已经将一统的宗教变成了独立的与个性化的宗教,“列于僧数”的僧人一方面要遵循已有的宗门以宗谱立法名的规矩,另外又要以自己独立的品格,创出自己的品牌,如果顺着这个思路理下去,“道济”这一法名似乎也不能脱离这个巢厩。
  “道济”一词应该是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但是后被佛教吸收而加以引用。
  《佛祖历代通载》卷八云:
  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耀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故无方而不入。[4]
  这可能是佛教里关于“道济”的最正确的表达了。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也是整个世界的总和。“佛”是智慧的代表,是佛教的伟大真理的统称,也是宇宙万物的初始,所以“道”与“佛”两者是等同的,是相同的。“济”是接济,是送达。“道”和“佛”充满在宇宙万物之中,将它们送达天下,没有什么到不了的地方了。因此《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六又说:“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5]
  “道济天下”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它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据说:
  世尊大悲拯物,弘道济生,俄现笑于丹唇,遽流光于绀顶,灭祸销殃之秘法妙旨爰创,延龄益寿之奇方吉祥斯阐。故使憍尸获利一时闻四辨之音,善住蒙恩六日发三希之叹。[6]
  佛是大慈大悲的,弘道是目的,济生是手段,由于目的明确,手段得当,因之才能够让人发出感叹,众生才“仰惟如來慈悲,弘道济度含生。”[7]《六度集经》卷五曰:
  王进稽首曰:“佛不坐纯生而处半枯。将有由乎?”众佑曰:“斯树名释,吾爱其名。以仁道,济其难,润其枯惠其生也。”王怅然内耻曰:“佛仁弘普,惠逮草木,岂况人乎。”于是旋军。[8]
  “以仁道,济其难”,一语道出了佛教“道济天下”的宗旨,佛教以救人拔苦为大乐,所以才有了“明大悲行,是名方便。常随本愿六道济生,名之大愿。”[9] 也有了“若得奉行布施之德,以劝助道,济度众生,是曰布施。”[10]东晋慧远法师在《三报论》对此说得更加明白,曰:“或有欲匡主救时,道济生民,拟步高迹,志在立功。”[11] 
  世界上任何宗教都是由人创造的,佛教也是由古印度净饭国王子释迦牟尼创生的。佛教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佛教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人的心灵问题。
  佛垂化也,道济百灵。行者欲凝神反朴,道济无外,而不循斯法者,何异刖夫之陟太山,无翅而图升虚乎。[12]
  这是说只想自己得度,不度他人的人,就是腿有残疾爬泰山,没有翅膀想升空一样可笑。“掷屎污人,岂是求道济物之意。”[13]只有进入了高境界,“叡哲乘图,道济四生” 之人,[14]才是真正“求道济物”,所以《高僧传》卷三说:“弘道济人,功用弥博。”[15] 即指出“道”与“济”的功能。“弘道”是弘扬佛教之道,“济人”是济度人生,“资道济身,衣食皆尔”。[16]“不能以道,济惠利人,名无惠利”。[17] 佛教的弘道济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凡能效法此道,广济众生的人,其所得到功用是弥大广博的。中国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信奉的是菩萨乘的高尚举动, “且菩萨设教,信道济俗,有缘而作,不染其风。”[18] 所以它最重视的就是弘法利生的伟大事业。宋代高僧契松和尚曾说:
  昔贤首菩萨于华严会中,以偈答文殊大士,赞菩萨能示同世间云:“雅思渊才文中王,歌舞谈说众所欣。”信乎文之能显道济物也,岂独今之然乎。[19]
  可见,道济众生,不仅有具体的慈悲众生的活动,而且还包括了文字般若的内容。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众生所居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有情众生因认识迷妄,在生灭变化中流转,而不能摆脱生死,只好在三界中轮回。众生又各自在按自己所做的行为,将分别归于(一)地狱道,(二)饿鬼道,(三)畜生道,(四)修罗道,(五)人间道,(六)天道之六个世界。因为这些都属于迷妄的世界和非真实的世间,因此 “三界轮回,出没生死,六道去来,不可以道济,不可以真携。”[20]从人生的角度来看,生命是有限的,人要追求的终极的世界则是无限的,所以道济众生的活动可以让人成佛,往生净土。佛经说“人归寿域,道济福城”[21]就是这个道理。佛经又说:“道济四生,化通三界,圆音一唱,则外道摧锋。法鼓暂鸣,则天魔稽首,故号佛为天人师、无上大法王。”[22]“圣上道济天下,机洞无方。”[23]“金轮徐转,则道济八纮。”[24] 佛是无所不在的,有大威力,他统领天上人间,“道济四生,化通三界”。《注维摩诘经》卷一云:
  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财施一切 。肇曰:“俗王以俗力胜民,故能泽及一国。法王以法力超众,故能道济无疆,能善分别诸法相。”[25]
  法王超过了俗王,教权大于皇权,佛教济世的功能在这里得到了突显,而且其权力也超越了世俗。
  中国大乘佛教里除了强调道济众生的重要意义外,还将其与人生的修养联系起来,对这一思想的人生意义提出了见解。《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 卷十五曾说“以法接机必遵正教,备舒轨度故曰化方。”[26]前一句是说以佛法来对机社会必须要遵守正统的教义理论,后一句是说有舒心的规矩才能化导四方。该书作者认为这二句话是从俗世间的角度来阐明世间法的意义,因此强调“二句明俗,须道济。”[27]人之能力是有限性,以一人之力做不了多少事情,《广弘明集》卷三说:“一人修道济度几许苍生,免脱几身罪累。”[28]就此而言,修道济度不仅是一个人的事情,应该是大家共同的事业,只有众人拾柴火焰高,才能把道济众生的事业做大,“故能道济诸有,幽显咸所归依,自余鸿渐,天衢之所未陟。”[29]从事道济众生伟业的人,心须要有很好的自我修养,“无心忧道济物者,必求名谄曲而诽谤正道,故以富贵为怀者,得富贵必起侈心。”[30]但是“若以道自养则不失,以道济他则不诳,以道治国则国泰,以道修家则家安,故不可顷克忘道矣。”[31]一言敝之,“道”是大乘佛教济度众生的指导思想,其地位重要不可动摇。中国佛教徒认为,在国家政府中,“各臣吏于机务,并衢分于限域,辩御乖张,理路沉溺,致令惑网覆心莫知投趣。未若皇觉无私,道济群有幽显,归心凡圣稽首。”[32] 中国传统思想指责佛教徒毁身不孝,但是出家人对这个指责的解释是:“已虽不娶而以其德资父母,形虽外毁而以其道济乎。”[33] 禅宗子孙甚至认为,六祖得五祖袈裟是丧于万物:
  而保于己耶(道本由心,岂在乎衣)。夫裘者,道济欤,固不竞也。不济欤,固无所用也(人若见道,何假裘平。若未得道,获衣何用)。[34]
  总之,“是以道济弥沦而理与之乖,德苞无际而事与之隔。”[35]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道济众生是共同的事业,“随报开许,逆顺无过,信道济乏也。”[36]
  综上所述,“道济”一词是中国佛教里特有的一个专用的名词,它是佛教思想理论之“道”和佛教实践之“济”的一个最好组合,“道济”不仅要“道济天下”,更要“道济众生”,将佛教改造整个宇宙世界和人生世界的理想给予了最好的说明,也充分地表达了中国大乘佛教徒视改变世界和改变社会为己任的决心。此外,它还包含了大乘佛教徒加强修养,重视自律的内容。中国儒家一直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中国大乘佛教的道济天下兼达众生不也是与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想相通吗?由此又证明了,这一名词的创造,确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是外来的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的一个典型例证。
  二、论“济公”
  “道济”一词代表了佛教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佛教大智慧的代表,指导着中国佛教徒从事弘法利生的伟业。但是有着这么一个重要内容的名词,在中国历史上将其作为法名的僧人则不多矣。据笔者所见,在济公之前,有后秦释昙鉴弟子道济。[37]北齐释法晤后有沙门道济,踵其高业,“今武昌谓其所住为头陀寺焉。”[38]在济公之后,明代有:
  法舟禅师,讳道济,字法舟。生思贤里,族张氏。年二十余,入天宁寺为行者,服勤默堂宣禅师座席。次事吉庵祚公,朝夕参叩。一日闻佛殿磬响,豁然契悟。趋庵方丈,决择印可。继谒古印云峰诸师,日益深奥。住觉王景德双髻等剎,嘉靖初出世金陵安隐。僧问:“如何是安隐境?”法舟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又问:“何如是安隐家风?” 法舟曰:“石虎山前斗泥牛,水底眠。”次抵阳羡还携李云寄天宁灵光诸剎,买舟南湖,信风游诔,后入吴兴弁山居之。复归天宁遂终老焉。法舟持神咒多验,咒枯井以重泉。特梵僧而假榻,青蛙就窗听诵,神人入户护持。后复嬉笑怒骂,纵横自调,而人不能测矣。庚申之秋寝疾而逝。年七十四,腊五十二。塔其骨于别室,有法语偈颂,名《剩语》。[39]
  《佛祖统纪》的作者志磐所说的宋代八种僧人取名的办法,没有谈到以佛教义理命名的办法,所以用“道济”取名的僧人除了济公之外,就只有明代的法舟了。由于这个名字包容乃广,所以要取这个法名的僧人必要有大智慧才行。明法舟也是一位禅师,所宗的也是临济家风。他也同样与济公一样有持神咒多验,咒枯井以重泉之神通,特别是他也具有“嬉笑怒骂,纵横自调,而人不能测矣”之独特的性格,与济公的家风何其相似乃尔!
  前已述到宋代的佛教是有独立与个性化的风格的,禅宗的机峰棒喝之风和天台宗的山家山外之争充斥了整个佛教界。天台山是一座充满了灵气的仙山,更是一座有着勃勃生气的佛教名山。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云:
  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绝于常篇,名标于奇纪。[40]
  这样一座富有魅力的名山必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天台山文化是台州文化的代表,今人总结为有“台州硬气”和“台州灵气”两大基因,“硬”是自强不息,崇尚气节,“灵”是风光秀美,人杰地灵。中国佛教第一个民族化的宗派天台宗创建在这里,就完全可以说明天台山所具的特殊品格。济公在这种氛围下生活中,从小就受到了天台的仙气与佛风的薰染,因此他那种“狂而疏,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未尽而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缁逸韵”[41]之风格,首先是得益于家乡山山水水的滋养和天台文化的浸润。宋代的杭州是南宋王朝的首都,佛教在这里独秀,苏轼曾经赋诗曰: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 杭州城内有360寺,到了南宋时又增加到480寺,可见其影响之大,各个宗派在此竞相争美,使之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地。禅宗是宋代佛教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临济派在这时已经占有大半天下,其活泼泼的禅风风靡禅界。济公所住过的杭州灵隐寺更是禅宗胜地,被列为禅刹五山之第二位,净慈寺则是第三位。高僧契松明教和大慧宗杲皆是灵隐寺的住持,开一代新风的人物。临济宗不拘一格的禅法和诸宗互融的潮流是济公佛教思想的又一个源头。
  宋代如净法师说:“天台山里五百牛,跳出颠狂者一头。赛尽烟花瞒尽眼,尾巴狼藉转风流。”[42] 济公被尊为天台山的五百罗汉之一。济公在公众中的形象是以颠狂面貌出现的。济公的颠,是颠在不守家法,常饮酒食肉,与市井中人游;济公的狂,是狂在行为疏狂,不检细行,也正因为此,他受到了佛门的惩罚,被遂出灵隐寺。宋代是一个思想管制很严的社会,虽然在社会思潮中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已成为思想界的潮流,但是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儒教的地位比过去加强,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民众遵守三从四德的基本社会伦理。佛教始终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它的发展也要求有一个序化,异端者是不允许出现的。但是宗教是一种信仰,它更多的是属于思想意识活动的范畴,既然是思想的活动,人为的控制是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道理很简单,我想什么,谁也不知道,只有天知地知我知,因此济公的离经叛道的思想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
  在任何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总会有一些非主流的思想甚至是异端的思想出现,而这些非主流的思想主要在民间流行,其影响也只局限于某一地区。宋代佛教界的主流思想是对内是禅净融合,对外是三教汇通,但是也有一些旁门左道在不断地生成,例如像白云宗、白莲教[43]等都是属于异数。这些异端与正统的宗教逆动,因而受到了官方的严厉打击,同时更受到了佛教内部的强烈抨击。
  济公信仰在当时无疑是属于非正统、非主流的一种思想,他出格的种种怪异的行为,与主流的佛教戒律要求是相抵触的,所以他被摒弃出灵隐寺也是正常的,但是他却在民间得到了承认,并且被不断的神化,乃至最后又进入了正统的寺庙殿堂里享受人间香火。这说明广大民间信仰的佛教与正统的寺院佛教是有距离的,他们虽然不属于主流,但是非主流并不是也没有市场,因为民间有这种需求,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的需要。济公之所以能够得到民间的供奉,并不是因为他有反传统的思想,也不是他有不执行戒律的行为,而是因为在他的身上仍然保持了传统文化中的求真求善的美德。他一生救人无数,乐善好施,这是佛教的慈悲思想和济度人生的具体体现。他疾恶如仇,专门戏弄有钱的富人,这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杀富济贫的“均平”观念影响,更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反抗。他语言诙谐,行为诡异,举止超出常人,这是禅宗自心自佛,即心即佛思想的反映,实践了六祖慧能所说的禅在日用之中,劈柴挑水皆是妙道的要谛。总之,济公的行为虽然不合法度,但并不是没有道理,合理不合法也是世间碰见的常事之一。济公能够在一个专制思想笼罩的社会下,用他特殊的行为来践行佛法,为平民百姓说话,替人间打抱不平,在非常规中透露出常规,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了,只能像“道济”这样的大智慧才能做出来,其勇气可叹,精神可嘉。禅宗一直强调的就是活泼泼的禅法,让人不要拘于各种形式,手段可以多样,八万四千法门,解脱无定式,这才是禅宗的实质。所以济公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了禅宗强调的佛在心中的理论,真正做到了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思想的实质这一点。他已将禅宗的禅法运用得非常娴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够将外来印度佛教中国化,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佛教在中国始终随顺着中国的社会,与社会同步发展,适应了社会的需求,满足了百姓的需要。佛教在人间,佛法世间得,济公能够最终进入佛教的殿堂,享受人间香火的祭祀,就是因为他代表了民间大众的利益,百姓需要他来出面表达他们的看法,民间需要他来主持正义,惩恶扬善。加之他的所作所为颇带有神奇的色彩,其事迹被文学化,影响广泛,家喻户晓;佛教之所以能从开始摒弃他再到重新接纳他,以致到最终崇奉他,就是因为他是在本质上坚持了佛教的特色,代表了佛教发展的一个方向,佛教界需要他来与百姓沟通,需要他来为佛教增强号召力,宣传佛教。所以济公的一生,真正体现了人间佛教的精神,是他将佛教从高高的殿堂再拉回到人间。
  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文化能够流传下来,有长期不衰的生命力,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活泼泼的生命力,活力是这个宗教或文化的灵魂,缺少了活力的宗教或文化是不能长期流传下来的。有活力的宗教或文化,其形式也是多样的,不能只是一种固定的形态。佛教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它才能够流传不衰,得到了人们的尊奉。在济公身上无疑也体现出这一点,正是他用了各种不同的应机对法的手法,将佛教的活力鲜明地表现出来,使佛教又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今天中国的佛教要继续发展,佛法要继续深入人间,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走人间佛教的道路,就要仍然参考历史已有的经验,济公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值得我们加以研究与重视。
  几百年来,济公的事迹一直受到了人们的口耳相传,一直到今天仍然流传甚广,影响波及海内外。中国佛教内部有两个文化系统,一个是以道安、罗什、僧肇、慧远、玄奘、智者、道宣、延寿、契松等人为代表的学术系统,其特点是在学术理论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宝库。另一个是专门从事佛教实践的系统,济公就属于这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又更多地在民间产生影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学者更多地是注意到学术层面的佛教,更多地是研究思想义理的佛教,而对济公这一层面的民间佛教,至今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其实济公就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值得我们去深入地挖掘,只有将这一层面的佛教研究取得了更多更好的进展,我们对中国佛教才能有一个更准确和更完整的把握,对今后的中国佛教如何走的重大问题,才能提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
  济公本人没有留下丰富的佛教理论思想,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丰功伟绩,只是在默默地践行着佛教的伟业,但是他给后人的影响并不亚于另一个系统的历代文化高僧。这就说明只要是为人民做了好事,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人们才把他供奉在高高的殿堂里,给予祭祀。济公敢于为人们说话,为受难百姓鸣不平,疾恶如仇,追求正义的品格,是各个社会都需要提倡的。社会公正永远是每个社会和各个群体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虽然历史上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完全公正,每个阶级和每个政府都有自己对“公正”的看法;但是追求公正与正义,无疑是每个社会和每位公民的理想之一。就此而言,济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同时也蕴含了鼓励人们去不断地进取与追求,实践社会责任之重大的现代意义。
  [1] 参见《中华佛教辞典》“济颠”条。
  [2] 《大正藏》49,p0131b。
  [3] 《大正藏》50,p271c。
  [4]《大正藏》49,p0542a。
  [5]《大正藏》49,p0630c。
  [6]《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教迹义记》卷一,《大正藏》39,p1012c。
  [7]《释氏稽古略》卷二,《大正藏》49, p0809a。
  [8]《大正藏》03,p0031a。
  [9]《新华严经论》卷三十六,《大正藏》36,p0968c。
  [10]《贤劫经》卷二,《大正藏》14,p0014a。
  [11]《弘明集》卷五,《大正藏》52,p0034b。
  [12]《出三藏記集》卷六,《大正藏》55,p0044b。
  [13]《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十三,《大正藏》22,p0094a。
  [14]《寺沙门玄奘上表记》卷一,《大正藏》52,p0821c。
  [15] 《大正藏》50,p0345b。
  [16]《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 》卷十五,《大正藏》40,p0391a。
  [17]《维摩义记》卷五,《大正藏》38,p0474c。
  [18]《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五,《大正藏》40,p0049c。
  [19]《镡津文集》卷十八,《大正藏》52,p0746b
  [20]《宝藏论》卷一,《大正藏》45,p0144b。
  [21]《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七,《大正藏》55,p0892b。
  [22]《辩伪录》卷四,《大正藏》52,p0772c。
  [23]《弘明集》卷十,《大正藏》52,p0065a。
  [24]《弘明集》卷十,《大正藏》52,p0063b
  [25] 《大正藏》38, p0332c。《法苑珠林》卷十三亦云:“窃闻法王法力道济无疆,大慈大悲声高有顶。随根普雨叆叇密云,触类等观朗同明镜。”《大正藏》53,p0382b。
  [26] 《大正藏》40,p0404a
  [27]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十五,《大正藏》40,p0404a。
  [28] 《大正藏》52,p0108c。
  [29]《广弘明集》卷一,《大正藏》52,p0098a。
  [30]《真言要决卷第一、第三》卷一,《大正藏》85, p1229a。
  [31]《宗镜录》卷二十五,《大正藏》48,p0560c。
  [32]《法苑珠林》卷五十五,《大正藏》53,p0700a。
  [33]《镡津文集》卷一,《大正藏》52,p0651c
  [34]《北山录》卷六,《大正藏》52,p0612c。
  [35]《弘明集》卷六,《大正藏》52,p0037a。
  [36]《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八,《大正藏》40,p0104c。
  [37] “(秦释昙)殆三日弟子道济辞往正明。鉴曰:‘汝徒未能升安养脱娑婆,驱驱南北其终为何。’既而又曰:‘汝能奉吾言他日之来,犹吾在焉。不然则汝之报,随业有迁。” 《净土往生传》卷一,《大正藏》51,p0112a。
  [38]《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50,p0399c。
  [39]《释鉴稽古略续集》,《大正藏》49,p0998b-c。
  [40] 转引自李一、周琦主编《台州文化概论·导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5月版。
  [41] 居简《湖隐方圆叟舍利铭》,转引自冷晓著《杭州佛教史》上册,杭州佛教协会、百通(香港)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42]《如净和尚语录》卷一,《大正藏》48,p0131b。
  [43] 白莲教主要在明代时异端的现象更明显,但是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