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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门春秋

     

      一.法门寺的渊源

      法门寺是因痉贮佛骨而修塔,因修塔而建寺,因名塔寺。佛指骨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骨头,亦称佛舍利。其痉贮中国,可能在佛教传人中国之时。

      公元前11世纪后期,在宝鸡周原兴起的周国,率领西方各部族跟从周武王由丰京(今西安市西南)打到了朝歌(今河南淇县),灭亡了奴隶制国家商朝,建立了周朝。周王朝为了以“神权”加强其统治,从殷朝接受过来巫教。巫教是从原始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论发展而来的。它崇奉的最高神是 “天帝”,天帝以下有祖先的“灵魂”和“鬼神”。“天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者,天的儿子就是国君,人的贫富贵贱都是天定的,命定的。这时印度也逐渐形成了种姓制度的国家,社会分成了四个基本种姓:一是婆罗门——世袭的僧侣贵族,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二是刹帝利一一武土贵族,政治上的统治者;三是吠舍一一手工业主及商人,据有私财的普通平民;四是首陀罗,是最低层的种姓,为以上三个种姓所奴役。奴隶主统治者,除了君权统治外,同时也辅助神权统治,创立了一种吠陀教,教旨是“梵天创世”,主宰着种姓的贵贱高低等级。由于婆罗门种姓掌握教权,后来改称婆罗门教,在宗教上以至高无上的神权来维护种姓制度和僧侣的统治地位。婆罗门教的法典摩奴法典,严格规定了不同种姓之间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职能,宣称种姓制度是神的安排。主神称梵天,梵天的口造成了婆罗门;梵天的手造成了刹帝利,梵天的腿造成了吠舍;梵天的脚造成了首陀罗,所以种姓及其社会地位是不可改变的。

      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的时候,即中国春秋后期战国初期,社会矛盾复杂剧烈。由于“治人者”对“治于人者”的残酷压迫,从而渐渐使一般臣民对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巫教天道观开始动摇,产生了墨教思想。墨教虽也以“天”为其崇高神灵,它的教义总旨是“万民平”与“兼爱”,正和巫教贫富贵贱皆由“天定”“命定”的思想相反。这时道教思想也开始萌生,老子李耳的《道德经》已经成书。《庄子大宗师》把“道”说是“至神”,视老子李耳为“至极”、“古之博大真人”,也就是后来道教所尊奉的“太上老君”,或“原始道君”。其教义主张“心无其心”。于此同时印度出生了宗教上一个著名人物释迦牟尼,他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5年。他姓乔答摩,名悉达多,为古代印度北部迎毗罗王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母亲摩耶。他身为王子深居皇宫,少小时虽受婆罗门教义影响。年长后,却对种姓间等级制度十分不满,又感到人世间生老病死的苦恼。为了解脱皇宫生活的苦闷,他19岁的时候抛弃荣华富裕的贵族生活,遍访名师。婆罗门教中无人能说出他所不解的道理。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他进入荒野雪山修行六年。出山后,在迎耶山菩提树下得悟人生无常和缘起诸理,即在鹿野苑初转法轮,说苦、集、灭、道“四谛”及正见“八正道”。此后他四处传道,凡四十余年,年八十灭寂于拘尸那迎城跋陀河边婆罗双树间。释迦牟尼弟子甚多,有大迦叶等十人,称佛门十哲。他们把释迎牟尼所讲的佛教思想,整理为经、律、论“三藏”,它的总旨以无常和缘起教义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人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他的宗教思想很快得到印度人的拥戴,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佛教也成了世界性的宗教。

      时过150年左右,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在位,以刀剑杀戮统一全印度。有一佛教沙门和尚劝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育王遂生悔悟,皈信佛教,颁布敕令,定佛教为国教。为了使佛光远大,佛法无边,阿育王即取印度阿阁世王所藏之四升舍利,又悉取他处所埋的舍利,制造八万四千个宝匣和八万四千个宝盖,用八万四千匹采,在国内外佛教所及之地造八万四千舍利塔,藏佛骨。关于佛教传入中国与阿育王寺在中国建立时间,说法纷坛:三代以前已知佛教;西周时候佛教已经传入;春秋时候孔子已知佛教,中国已建阿育王寺;战国时代佛教已传入;秦始皇时代时有外国佛僧前来说佛;西汉佛教已在中国活动,汉武帝已知佛教,刘向已发现佛经等等。材料多引自《明佛论》、《广弘明集》、《山海经》、《列子》、《众圣点记》、《历代三宝记》、《列仙记》等,传闻的多,可靠的信史少,不足作证。不过佛教与中国的接触应始于西汉,武帝通西域以后才有可能。那时大月氏安息已盛行佛教。史载霍去病还从匈奴那里带回长丈余“金人”,置于甘泉宫;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土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佛经传人中国的开始。东汉永平十年明帝刘庄从行动上表示愿意佛教传来中国,派王尊等12人赴天竺求经,带回佛经五部42章,同来的有天竺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他们经丝绸之路到了洛阳,下榻于鸿胪寺。中国信仰佛教的人渐多,这应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关于佛骨贮中国时间史无记载,清顺治十年《重修法门寺钟楼记》碑文中有“从闻法门寺建自西典东来,藏牟尼舍利于浮图”的话语,可见佛教与佛骨是同时传来中国,佛经入了白马寺,佛骨贮于美阳阿育王寺塔中。岐山西五里有一佛指沟,当地世代流传有关地名来源有两则说法:一说唐皇帝迎佛骨于此;二说佛骨西来到此停留,阿育王塔寺修好后迎人寺内塔下安置。后则传闻合于情理,因长安在法门寺东,迎佛骨不应在法门寺西;佛骨西来到此停留,然后东去贮寺中是可能的,佛指沟恰在丝绸之路关中道上。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佛教才传人中国,在中国也开始建筑塔贮佛骨佛牙,法门寺舍利塔很可能建立于此时。现存法门寺有两面汉代铜镜,原藏法门寺塔中,还有地宫中挖掘出的汉代铜币,这些或可作为法门寺建于东汉时期的佐证。

      关于法门塔寺建筑舍利塔事,《后魏志》载中国有五舍利塔,“秦国岐山得其一”;唐大历十三年,张或撰《无忧王寺真身宝塔铭》载:“或曰华夏之中有五,即扶风得其一也”;《神州三宝能录》载:“华夏有塔十一九所,岐阳圣迹复载其中”;《广弘明集》载:“…十七塔,第四即法门寺塔”;《法苑珠林》载:“…二十一塔,第五即法门寺塔”。这些记载虽内容有异,但都肯定法门寺建有舍利佛骨塔,有塔是实。但所说阿育王“役使鬼神,一日而造八万四千”,只是佛家传语。塔是佛教规律性建筑形式,梵语“堵坡”,又称浮屠和佛图,为供奉佛骨或葬贮僧尼尸骨之用,也作收存佛经或置佛像之处。法门寺塔是专藏佛骨之塔,也是供奉佛像和存放佛经的塔。相传法门寺塔为阿育主所修,以贮佛骨,所以称为“阿育王舍利塔”。

      二.法门寺的历史

      法门寺因舍利而置塔,因置塔而建寺。释迦牟尼佛灭度后,遗体火化结成舍利。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佛舍利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建塔供养,其中一节佛指舍利就安葬在法门寺。

      法门寺建于佛教盛行的北魏时期。公元558年,北魏皇室后裔拓跋育进行大规模扩建,并开创了供奉法门寺佛骨的先河。但在不久爆发的北周武帝灭佛运动中法门寺遭到重创。法门寺因北周之灭佛而沉沦衰落,又因隋文帝之崇佛而东山再起。

      延及唐代,法门寺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时期。法门寺的寺名为唐高祖李渊所取,他当时名义上还是隋恭帝杨侑的大丞相。唐王朝建立后,法门寺成为帝国崇拜、供养佛舍利的中心和皇家内道场,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唐王朝继承隋代供养佛舍利的做法,并形成“三十年一开”的制度,因为皇帝们相信定期迎送供养佛骨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庶、康泰和和平。自太宗皇帝开启地宫供养佛骨后,在唐代的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8位皇帝6次将佛骨迎进皇宫供养。唐帝迎送佛骨成为唐代宗教生活的重大盛典。

      唐代的法门寺,被诸帝视为皇家奉佛的总道场,备受尊崇。朝廷不惜巨资,几经扩建,终成瑰琳宫二十四院之宏工巨制,是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宗派最多、僧人最众的皇家寺院。法门寺的住持则由皇帝亲自任命。寺内大、小乘并弘,显、密圆融,成为唐代丛林梵刹之典范。如同唐代社会对各种文化所体现出的包容精神一样,唐代法门寺的佛教亦表现出各宗各派、共存共荣的兼容态度,这是其最值得称述的特点之一。

      唐咸通十五年正月四日,唐王朝在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用曼荼罗之形式,按照佛教仪轨,以地宫中室为中心,四枚舍利为主体,构塑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以此实现“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护国佑民理想。这是中国佛教密宗的最高结集,体现出印度佛教中国化后,融合儒家大同世界观念而再度升华的理想境界。

      宋代法门寺承袭了唐代皇家寺院之宏阔气势,被恢复到最大规模,当时仅二十四院之一的“浴室院”即可日浴千人。宋徽宗曾手书“皇帝佛国”四字于山门之上。金元之际,法门寺仍是关中名刹,寺藏金碑有法门寺僧人抄写大藏经5000卷及天王院香雪堂僧人颂经、煮茶的记载。金人也刻诗碑盛赞其寺塔,有“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之语,这正是其形象化的真实写照。

      明清以后,法门寺逐渐走向衰落,已无昔日繁荣景象,但从寺藏明碑可知当时仍有二十四院之宏伟建制。明万历年间灾荒连年,民间集资修建宝塔刻文,真实反映了当时工程之艰难。明隆庆三年,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法门寺唐代四级木塔倒毁。有僧人为修复宝塔,以铁锁穿透肩筋四处化募,后有西蜀居士刻石以记其事。明神宗万历七年,当地百姓集资重建法门寺塔,历时30年建成八棱十三级砖塔。清代对法门寺时有修葺,但规模不大。

      民国时期,法门寺更见凋敝。民国二十八年,在爱国志士朱子桥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自晚明以来最大规模的维修。文革期间,寺院住持良卿法师为保护寺院而自焚。

      1981年8月24日,宝塔半边倒塌。1986年,经国家文化部批准,陕西省政府决定重建寺塔。次年2月底,开始清理塔基。地宫的发掘结束了法门寺一段古老的历史,一页新的历史从此开篇。1987年2月底重修宝塔。适逢四月初八佛诞日,竟“从地涌出多宝龛,照古腾今无与并”,在沉寂了1113年之后,2499多件大唐国宝重器,簇拥着佛祖真身指骨舍利重回人间。地宫内出土的稀世珍宝,不论在中国社会政治史、文化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1988年,法门寺正式开放并举办了国际性的佛指舍利瞻礼法会。海内外诸山长老及各界代表共三百余人参加法会。十多年来,法门寺在前任住持澄观、净一法师的住持下,相继建成大雄宝殿、玉佛殿、禅堂、祖堂、斋堂、寮房、佛学院等仿唐建筑。

      1994年应泰国僧王邀请,佛指舍利在泰国瞻礼供奉。2002年应台湾星云大师等邀请,佛指舍利到台湾瞻礼供奉。2004年应香港佛教领袖觉光长老等邀请,佛指舍利在香港瞻礼供奉。盛况空前、影响极大。法门寺开放以来,先后接待了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华国锋、乔石、李瑞环、钱其琛、李铁映、迟浩田、傅全有、张万年、习仲勋、姜春云、邹家华、田纪云、陈锦华、王光英、赵朴初、班禅大师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驻华大使及诸多佛教团体前来瞻仰礼拜。

      2004年1月16日法门寺两序大众礼请中國佛教协會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荣膺住持。法师住持法门寺以来,不断加强信仰、道风、组织、人才、教制等五项建设,大力创办教育,培育僧才,安居、诵戒,进一步完善了寺院各项管理制度。谱写出住持正法、续佛命脉的新篇章。现常住僧众230余人,法门寺正在展现昔日“皇家寺院”的风采,同时也为世界佛教“朝圣中心”这一宏伟的目标而精进不懈。

      三.法门寺的修葺

      法门寺塔分木塔、砖塔两个时期:木塔有1502 年的历史;砖塔有372年春秋。

      北宋仁宗时邵博著的《闻见后录》载,“寺有古塔四层。”木塔建成后,三百多年以后,中经十六国和南北朝混战时期,遭到战火焚毁,加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采纳崔浩奏言,禁佛教、毁佛经、佛像和塔寺,阿育王寺舍利塔遭到“断佛道经像毁场”的劫难,以致塔寺成为废墟,信徒们还不断来这里烧香敬佛,人称“圣家”。过了25 年,北魏孝文帝时期,改拓跋为元姓,名为元宏,史称元魏,复信佛教,元魏二年即延兴二年吱州牧拓跋育修复了阿育王寺和舍利塔。隋开皇三年阿育王寺改名“成实道场”,舍利塔随谓“成实道场合利塔”。 隋义宁二年改“成实道场”为“法门寺”,塔也名为“法门寺舍利塔”。是年法门寺曾遭火焚,塔基残露。到了唐贞观五年,歧州刺史张德亮奏请唐太宗李世民修复法门寺时,在塔基上修筑望云殿以盖塔基。从后来唐代历次重修塔寺,并未提起复建木塔事推测,张德亮可能是把木塔修复在塔基残露处,名曰望云殿,是以殿代塔,殿楼四层,高达天际以望云。塔可能为方形,现发掘唐塔地基也为方形,比明塔地基大得多。唐高宗显庆五年迎佛骨于东都洛阳,供养三年后,于龙朔二年送归法门寺地宫,并诏令和尚惠恭、意方等重修法门寺塔。张撰《无忧王寺真身塔铭》曾对重修的法门寺塔有描述:“拔一柱以载天”,可知阿育王寺亦名无忧王寺,塔名亦谓“无忧王寺 真身宝塔”。到了唐景龙四年,题舍利塔为“大圣真身宝塔”,亦名“护国真身宝塔”。

      五代后梁龙德二年盘踞凤翔的原唐节度使吱王李茂贞,曾多次修葺木塔,添置塔心樘柱,以绿琉璃瓦覆盖塔顶,使木塔更加漂亮,逢夕阳朝霞时,金碧辉煌,雄姿昂然,焕焕乎立于歧山之阳。时人薛昌序撰《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中说“穷华极丽,尽妙罄能”。宋、金、元时期宝塔建制无大变化,统称“真身宝塔。”

      明隆庆三年。凤翔府连续发生了两次地震,波及法门寺真身宝塔,木塔崩毁。根据1987年法门寺考古队在清理塔基时证实,明塔是在唐塔基上修建的。明塔东西直径约19米,南北直径约20 米,总面积为380平方米,略呈园形,正处在唐塔基中心点上,小于唐塔;唐塔基每边各长26米,面积为676平方米,周围有20个柱础,排列成正方形,内部又有对角距离相等的四个承重柱础,明塔基即在这四个承重础的内线边沿处,法门寺唐碑有李世民于贞观五年准奏在毁露的塔基上覆修望云殿的记载,唐塔基又可上推至北魏时的塔基;碑载北魏时看的阿育王寺塔亦系重修,可见法门寺塔的古久。

      法门寺真身宝塔崩毁,引起了不少佛徒僧尼的惋惜悲叹。西蜀大州有一笃信佛教的居士,伤感得痛不欲生,誓愿为重建宝塔而残肤苦行化募。他用百尺长的铁锁链,穿锁在自己的肩筋骨上,为佛增光,不怕疼痛劳累,拖地行乞,到处募缘,他以许玄度为榜样,为恢复真身宝 塔募化了不少资财。为此他在庆隆六年还写了一首诗,又不具姓名,由此可见他的为佛而自我牺牲精神。这块诗碑至今还嵌镶在法门寺正殿内西墙壁上,使人读之,就会想起西蜀大州居士的悲 壮事迹。诗为七字句,但又少两字,读时拗口,不好标点,此诗抄录标点如下:

      法门寺,成住坏,空中忽想痴僧债。

      百尺铁锁挂肩筋,欲与如来增气概。

      增气概,尔毋苦,好待当年许玄度。

      木塔崩毁10年后,明万历七年有扶风佛徒杨禹臣、党万良等,募化钱财,倡导修复法门寺塔。经时30年,于明万历三十七年竣工,将四层木塔改建为13层砖塔。塔身高56米,八面八棱,棱角为雕琢成的花砖砌拱。拱角悬铃,共有的个,在晚风晨光中口叮咚作响。最上层无洞门,地面第一层塔门朝南,门高1.26米,宽1.4米,门额刻石“真身宝塔”,正东面额石刻“浮屠耀日”,正西面额石刻“舍利飞霞”,正北面额石刻“美阳重镇”。其它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各面分嵌乾、坎、良、震、巽、离、坤、兑八封文以记方位。塔第二层到第八层均有斗拱、栏杆;九层以上为青砖拨檐。从二层起到第十二层每层各有佛龛8个,共计88龛,每龛供奉铜佛 l至3尊,共计104尊。佛像旁边放置经卷函匣,外罩铁网。塔顶为青铜铸造的刹顶,三片焊接成葫芦形状,高约2.45米,直径1.45 米,中间横铸“明万历三十七年造”八个楷字。白昼耀日,金光灿灿;夜晚使周原上空多一颗金星。塔基边长27米,高1.8米,塔身、顶、基三项数字加在一起法门寺塔通高为60.25米。仅次于西安大雁塔的通高,比小雁塔的通高高出17.25米。法门寺塔巍峨壮观而宏丽,在关中西部手屈一指。

      民国年间法门寺塔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早在民国二十四年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和上海实业家李祖绅、李祖才兄弟联袂到扶风、办理扶风灾童教养院事,曾前往法门寺瞻礼真身宝塔,看到寺塔残破,萌生了重修寺塔意念。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难民大批涌来,朱子桥首倡以工代贩修塔,李祖绅、李祖才兄弟为功德主,捐资三万元,各方化募二万元。工程总监督为华北 慈善会会长崔献楼,设计施工为西京建设委员会张 博泉、龚明、赵梦瑜、朱靖宇、马学授等工程师。准备就绪后,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开工,历程一年零四个月,于 1940年7月竣工。此项工程除立有《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碑记》与《功德碑》外,康寄遥还著有《重修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纪略》一书,并写《颂法门寺真身宝塔修成》诗一首赞颂之,此录诗句如下:

      法门古刹, 宝塔巍然。

      来源悠久, 二千余年。

      真身佛光, 光普大干。

      祥云瑞相, 感应空前。

      国家重镇, 民众福田。

      历朝供养, 详记史篇。

      此次修理, 殊胜因缘。

      朱李倡导, 各地宏传。

      写经造像, 负责谁肩。

      宰官士庶, 八部龙天。

      稽首祝愿, 矢志诚虔。

      护国息灾, 福寿增延。

      砖塔是在木塔崩毁后修建的,重量千万倍于木塔,塔基下有舍利地宫,所以砖塔建成后45年,即清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九地震中法门寺塔身向西南歪斜,佛经佛像从佛龛中跌落。又经过了322年,法门寺塔在1976年8月阴雨连绵中,逢四川松潘大地震之震波所及,寺塔西南面第二层有砌砖粉碎跌落,塔身更向西南严重倾倒。为了挽救法门寺塔,宝鸡文化局准备维修,1981年春天周原考古队就在砖塔周围进行钻探。3月22日晚,塔的西南面第三层佛龛的斗拱砌砖掉落,随后西南面的塔基下的石条裂缝,8月24日上午10时许,塔上先掉下一砖,稍停,塔西南少半边向西南垮塌。下午7时许塔北面第八层佛龛顶部掉下三砖,接着西北角和铜塔刹顶同时相携坠落。9月6日将近四时,塔顶残存部分也行跌落,至此法门寺塔去头残身,半个塔面孤零零危立在残台破砖之上,岌岌可危。

      从木身到砖身的法门寺塔,坏了重建,重建起又毁,经历了近两千年。原名为阿育王或无忧王寺舍利宝塔,又叫成实道场舍利宝塔、法门寺宝塔、大圣真身护国宝塔、重真寺真身宝塔、法云寺真身宝塔、皇帝佛国真身宝塔、祟正寺真身宝塔,名称多由封建王朝所取目的都在借神权以维护其统治。时过五年,宝鸡文化局拨款、雇工将残存的半边塔面拆掉,拆掉后准备在1986年开工重建,法门寺塔,至此377岁的法门寺砖塔已经荡然不存。不过旧塔虽去,新塔亦来,现在已恢复重建原样的法门寺塔,又矗立于周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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