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3日,一个代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宣告成立,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空前的大团结,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奇勋。今年8月下旬,中国佛教协会将在北京举行八届二次理事会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会,回顾总结六十年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把握佛教发展的殊胜因缘和大好机遇,满怀信心规划中国佛教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前位置: 光辉历程六十年

若信法筵终不散 潮音花雨满人间

——中国佛教协会文化事业六十年

 

  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在二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广泛流传,深入民间, 甚至移风易俗,对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建筑、雕刻、文学、艺术、天文、医药、印刷以及思想、哲学等各个领域都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弘扬,不仅过去和现在,就是在相当久远的将来,也都要极大地借助于文化的方式。因此,研究和弘扬中国的佛教文化,具有十分深远而现实的意义。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对于这一点,可以说铭感最深。尤其在“文革”后,赵朴初会长从“宗教是文化”的命题出发,特别强调对佛教文化的弘扬。事实证明,通过文化的方式弘扬佛法,是一条适合当今时代的契理契机的重要途径。

  由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对佛教文化内涵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六十年来,在佛教文化事业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和佛教出版事业的发展

  1、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和发展

  金陵刻经处乃近代佛教复兴奠基人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创立的佛教印经和教学研究机构,清末民初时曾为当时佛教出版、研究和教育中心,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熊十力、苏曼殊、鲁迅、太虚等文化名人都与这里有殊胜因缘。

  20世纪四十年代,金陵刻经处因战乱和社会动荡逐渐衰落荒芜。1952年,上海佛教界人士组织了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赵朴初为主任委员,派徐平轩居士任金陵刻经处主任,开始整理恢复。1957年起,由中国佛教协会直接领导。在各方的帮助和护持下,业务顺利开展,规模逐渐扩大。除原有经板外,又将北京、天津、扬州、苏州等地刻经处的经板和支那内学院的经板都集中到金陵刻经处整理保管,达十五万余块,成为全国佛典图像刻版的总汇之地。“文革”前14年间,共印行经籍2620种,汇编8种,梵荚本39种,佛菩萨图像41种,编印了中国佛教各宗的重要著述,刻齐补全了《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编辑了《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点滴集》。

  “文革”十年浩劫,经版、藏书大量被毁,工人流散,设备损失殆尽,全部房产被占,成为大杂院,经版损失32000余片。1973年,周总理因接见从美国回来的杨仁山居士孙女、孙女婿杨步伟女士和赵元任先生而得知这一情况,深夜召见赵朴初居士,指示“保护恢复刻经处”。但由于种种限制,当时只收回了深柳堂。

  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任命管恩琨为金陵刻经处主任,开始正式恢复金陵刻经处,1981年首批印出了《净土四经》、《金刚经》、《杨仁山居士遗著》、《百喻经》等九种经书。后经赵朴初会长九至南京斡旋,终于在1983年收回全部房产。后又扩建了经版楼,将劫后余生的125318块凌乱不堪的经版整理好,按部类书名上架。

  “文革”浩劫之后,整个佛教界百废待兴,经书极端缺乏,金陵刻经处自1981年起恢复印经,向全国佛教界供应各类经书,如久旱甘霖,为中国佛教事业的恢复和振兴立下了汗马功劳。20余年来,金陵刻经处逐渐扩大印行规模,添置了现代印刷设备,前后共印行各类经书344种,流通至海内外,深受佛教界和学术界欢迎。

  2、其他印刷发行机构

  此外,上海佛学书局、莆田广化寺、天台山国清寺、苏州灵岩山寺等一些单位和寺院也印刷和流通了许多佛教经书。一些地方佛协及拉萨、德格等地的传统印经机构和一些寺庙也积极开展经书出版流通业务。藏文大藏经、藏式彩绘佛像和藏文佛教刊物的出版流通,深受藏蒙地区广大信徒的欢迎。

  3、中国佛教协会的佛教书籍出版事业

  中国佛教协会的佛教书籍出版事业可以划分为两大时期:一为1957年以前,一为“文革”以后。

  1957年以前,除金陵刻经处等传统印经机构外,中国佛教协会还指导和协助北京三时学会将法显《佛国记》和《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为英文出版;编辑中国佛教画集、释迦牟尼佛像集、中国佛教版画集;撰写了《中国的佛教》小册子,分别用中英文出版;还委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佛教在中国》的电影。

  “文革”以后,佛教经典、书籍出版流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中国佛教协会为了更好地协调发展佛教界的出版事业,曾两度召开佛教书刊出版发行工作协调会议。中国佛教协会本部、金陵刻经处、《法音》编辑部和佛教文化研究所先后编辑、出版、发行了一批佛教经典和书籍,内容包括佛经、论著、佛教史、佛教文化、高僧传记等,如全部《藏要》、《玄奘法师译撰全集》、《中国佛教》、“法音文库”丛书、“佛学论著”丛书、《中国佛教漫谈》、《弘一大师书信集》、《弘一法师》纪念集、《清净道论》、《法尊法师论文集》、《现代佛学》期刊影印本、《乾隆版大藏经》、《普慧大藏经》等百余种,还与日本日中友好佛教协会共同编辑《中国佛教之旅》在日本出版。

  二、对房山石经以及各种图书文物的调查、保护、搜集、整理和研究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后,设立了图书文物室,经过多方搜集和整理,到“文革”前已收藏佛教书籍达17654部、51310册,其中包括各种版本的大藏经15部,另外还有藏文经典830包。所保管的佛教文物与日俱增,包括雕塑、绘画、经典、法器、水陆画、拓片、照片及杂项等八类。

  “文革”以后,由于回收、保护、搜集、整理和研究佛教图书文物工作刻不容缓,1980年成立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兼具佛教学术研究机构和佛教文物博物馆的双重功能。自创立以来,保护、搜集、整理了大量佛教经典和有关图书资料,对十二万册佛教图书和房山石经拓片进行了分类编目,保管、修复并展出了大批珍贵佛教文物。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后所做的最大的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是对房山石经的发掘、拓印、整理和研究。房山石经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教大藏经,始刻于隋代,历经唐、辽、金、元、明,绵延一千余年镌刻不断,共有经版14278块,刻经1122部、3572卷,被誉为“北京的敦煌”。

  佛教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极为兴盛,但也屡遭破坏,北魏太武帝(423—452)和北周武帝(560—578)的二度“法难”,使当时大量手写经卷化为灰烬,而刻在石上的却安全保存下来。所以到了隋代,静琬法师继承其师慧思大师的遗愿,发愿刻造石经,以备一旦再遭“法难”,可充经本。这项事业其后由他的弟子们继承,至唐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五代时曾—度衰落,到辽代由通理大师主持,刻经事业又得以继续发展。

  经研究发现,房山石经的唐刻部分所用底本是《钦定开元大藏经》,辽刻部分的底本是《契丹藏》,两者在今天都是绝世珍本,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尤为可贵的是,石经中还保存了六十余种各大藏经没有收录的经典。附刻的约六千则施刻人题记,则反映了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

  房山石经的重要价值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和重视。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佛教学者即进行过调查研究。但是由于隋唐刻经的大部分经版长期锢藏在石洞之中,山下南塔前瘗埋的辽金经版又从未发掘,因此当时有些研究难免有片面和不准确的地方。

  中国佛教协会从1956年开始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调查、发掘、整理,不仅拓印了山上九个石洞中的全部经版,而且首次发掘了瘗埋于地穴中的辽金经版,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有系统的调查。1959年11月工作圆满完成,共拓印完整的石经一万五千多片,残缺的石经七百八十二片,经碑、石刻、经幢、刻像、题名、题记等七十五片。此后又作了整理、研究,对具有很大学术价值的历代石经题记,作了专题整理。1978年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还刊印了《房山石经》辽金部分。又于1999年与华夏出版社合作,刊印了《房山石经》隋唐部分,连同辽金部分,共34册,重新装帧,配套发行。同时,为了对石经加以保护,又将出土的辽金石经回藏,1999年9月9日在北京房山云居寺举行了隆重的回藏仪式。

  三、大力推动佛教宣传普及事业

  1、会刊及各类刊物的出版发行

  1950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的佛教界代表为数不少,在会外商讨了佛教前途问题,认为“佛教颓靡不振为时已久,非首从思想上加以澄清,发扬正确的佛学,不能符合如来随宜说法、实相常新、适时便巧的宗旨。同时面对现实世间,也非从群众中实践菩萨行的伟大精神,不能结合理论以作指针。”决定创办现代佛学社,发行《现代佛学》月刊。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于1954年7月接办《现代佛学》作为会刊,1960年起改为双月刊,最高年发行数达四万三千余册,到“文革”前停刊为止,共发行了144期。

  “文革”后,中国佛教协会自1981年开始出版新会刊《法音》季刊,次年改为双月刊,1988年改为月刊,发行遍及全国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宣传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徒合法权益、弘扬佛教教义、促进佛教学术研究、报道佛教界动态、密切党和政府同广大佛教徒的联系等方面,起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产生了良好而广泛的影响。

  为了促进佛教学术研究,《法音》于1987年8月创办学术版,于1990年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接办,改为《佛教文化》年刊,1992年更名为《佛学研究》,内容以学术研究为主,面向佛教学者和佛学研究者。原《佛教文化》则改为季刊,1994年改为双月刊,面向社会,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形式传播佛教文化,深受欢迎,最高发行量曾达3万余册。

  “文革”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地方佛教协会和佛学院纷纷成立,佛教期刊纷纷涌现,目前有《上海佛教》、《广东佛教》、《西藏佛教》、《洛阳佛教》、《浙江佛教》、《台州佛教》、《禅》、《人世间》等等。佛学院所办的院刊,如中国佛学院的《法源》、《闽南佛学院学报》、九华山佛学院的《甘露》,《上海佛学院院刊》等都越办越好,反映了中国佛教院校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2、举办各种佛教文化展览

  为了推动和扩大中国佛教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中国佛教协会还在国内外积极举办各种佛教文化展览活动。

  比如,1960年10月为纪念中国古代高僧法显到斯里兰卡取经1550周年,中国佛学院委托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张灿明向斯里兰卡维迪阿兰卡拉大学赠送了一批佛经和佛教书籍,由斯里兰卡内政、工业和文化部与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联合举办了中国佛教图片展览会;1980年12月为纪念弘一大师诞辰一百周年,由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主办了“弘一大师(李叔同)书画金石音乐展”;1987年在日本京都举办了“房山石经展”;1991年与山西省文物局、香港宝莲禅寺、佛教志莲图书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和香港、伦敦、京都分别举办了“山西佛教彩塑摄影展”;1992年9月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北京皇史宬联合举办了“清宫佛事活动秘藏档案史料展”;1994年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法国潮州会馆、欧洲时报在法国巴黎联合举办了“中国佛教文化展”;1995年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共同主办了“中国佛教文化展”;1995年大力支持和促进了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文化陈列和陕西扶风法门寺博物馆的开放;1996年6至7月组织了“中国佛教文化摄影书画展”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墨尔本、悉尼三座城市巡回展出;1998至1999年举行了一系列“中华佛教二千年”的纪念活动,发行纪念画册;2000年8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的昆士兰博物馆举行了“中国佛教文化展”;2001年7月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中华瑰宝·擦擦——藏传佛教模制泥佛像特展”;2001年12月在北京雍和宫举办了青海塔尔寺酥油花、唐卡、堆绣艺术展等等。

  通过这些活动,推动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同国内外各界人士建立了友好关系,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工作——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及其前后

  1、三时学会时期

  中国佛教协会在成立初期,主要是借助和指导三时学会和菩提学会的研究、翻译力量进行研究、翻译活动,当时三时学会和菩提学会的法师、学者有法尊、巨赞、观空、正果、周叔迦、高观如、林玄白、周绍良、李荣熙等人,先后编纂有《亚洲各国佛教史要》、《中国与亚洲各国佛教关系史料》、《中国佛教经济史料》及《汉藏佛教辞汇》等;英译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法显传》、《百喻经》、《法住记》、《比丘戒本》、《比丘尼传》等;汉译了西藏多罗那他大师所著《印度佛教史》和斯里兰卡罗睺罗比丘所著《锡兰佛教史》等;整理出版了韩清净居士所著《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汇编》;进行梵汉、巴汉佛教辞汇的编纂;撰写《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关系史料》、《中国佛教思想史料》等;应斯里兰卡佛教界的请求,于1955年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着手《佛教百科全书》中国部分的编纂工作,参与写作的法师、学者有法尊、巨赞、观空、隆莲、吕澂、黄忏华、周叔迦、游侠、高观如、虞愚、林子青、田光烈、苏晋仁、郭元兴等人,都是当时国内著名学者,前后写成400余篇,约200余万言;协助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百科辞典《辞海》的佛教条目。 1965年,由于左倾路线抬头,三时学会和菩提学会被迫解散,三时学会的房产逐渐沦为大杂院。

  2、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

  “文革”后,随着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恢复和开展,设立了研究部,邀集了一些法师、学者进行佛学研究。自1980年4月起,将当年为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所写的400余篇汉文原稿整理编辑,陆续出版为《中国佛教》第一、二、三、四册;1980年10月起为协助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内的佛教条目,成立了编撰小组,由巨赞副会长等负责,组稿、撰写和审核稿件30余万字;又为准备撰写《当代中国宗教》的佛教部分,向全国各地佛协和名山大寺征集了当代佛教史料约一百二十多万字。

  1982年法尊法师翻译的《集量论略解》(陈那造)和《释量论》(法称著)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国佛教协会出版流通。李荣熙副会长翻译的《印度教与佛教史纲》(英国查尔斯·埃利奥特著)第一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出版了《中国佛教史话》和赵朴初会长的《佛教常识答问》。1985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出版了叶均先生翻译的觉音尊者综述南传上座部佛教思想的《清净道论》。1986年观空法师完成了六卷《解深密经疏》佚失部分的汉文还译工作,还将宗喀巴大师《缘起赞》译为汉文,出版了《缘起赞句义略解·见深义眼》。

  1987年4月,回应时代的呼唤,在广济寺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赵朴初会长任名誉所长,周绍良任所长,梁漱溟、启功、常任侠、常书鸿、吴晓铃、陈明远、巫白慧、潘絜兹、虞愚、金维诺、苏渊雷、苏晋仁、王森、王尧等著名学者成为研究所聘请的一批特约研究员。在成立会上赵朴老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总结和继承中国佛教文化的精华,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重振中国佛学研究的国际地位,是今天摆在炎黄子孙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研究所将对佛教教理、教史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文化遗产进行如实的研究,注意延揽研究佛教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培养年轻的佛教研究人员,与有关研究单位和个人保持必要的联系,同时也将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外佛教界、佛教学术文化团体进行学术交流,争取在不远的将来使研究所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

  之后,中国佛教协会经过不懈努力,将原三时学会的房产收回,1991年8月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迁至北长街三时学会旧址。十多年来,研究所根据赵朴老提出的“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扬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三个优良传统”的指导方针,本着继承和弘扬佛教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振中国佛学研究的国际地位的宗旨,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

  (1)办刊,出版研究所学报《佛学研究》年刊和《佛教文化》双月刊;

  (2)出书,陆续出版了《俗语佛源》、《佛教嘉言书法集》、“佛学论著”系列丛书、《佛国记》、《唐密曼荼罗之研究》、《中国金铜佛》、《中国佛像艺术》、《石佛选萃》等,还参与并支持出版《藏外佛教文献》一至六辑;

  (3)译经,遵照赵朴初会长“直接用巴利语编译《南传大藏经》”的指示,组织邓殿臣等佛教学者进行试译,出版了《长老尼偈》一册。同时为培养巴利语人才,先后举办了两期巴利语学习班;

  (4)举办各种展览会,如“清宫佛事活动秘藏档案史料展”、“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展”、“中日佛教书画展”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庆祝中国佛教二千年,不仅举办了展览会,还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佛教音乐会;

  (5)专题研究,《禅宗宗派源流》申请到国家八五规划社科研究项目,这在佛教界来说还是第一次;

  (6)与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研究部合作,整理出版了《藏传佛教念诵集》(包括录音)、《真言宝典》等;

  (7)调查、整理了各地佛教朝暮课诵的词曲,用五线谱记谱,出版了《汉传佛教朝暮课诵念诵集》,使其乐曲永传后世,意义深远。

  此外,还有编审教材、辅导研究生、讲学、主办或协办一些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提供咨询服务等等。

  3、举办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和各种国际和国内学术研讨会

  1986年9月,中国佛教协会与日本佛教大学首次共同举办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两国教内外著名学者踊跃参加,开建国以来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交流之先河,意义深远。以后这个会议每2年分别在中国和日本召开一次,双方轮流主办,自第四届起,由佛教文化研究所牵头主办,至今已经举办了九届,先后积累了数十篇论文,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

  此外,中国佛教协会和佛教文化研究所还积极组织、参与和支持各种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比如,1990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了“西域佛教与文化学术讨论会”;1994年与湖北省哲学史学会、武汉大学、黄梅县人民政府等九个单位共同在湖北黄梅禅宗五祖弘忍诞生地召开了首届“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为纪念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在河南登封举行了“少林寺与禅文化”国际研讨会;1997年为纪念金陵刻经处创办一百三十周年及杨仁山居士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南京金陵刻经处举办了“金陵刻经处与当代佛教”学术研讨会;1999年与玄奘研究中心等十个单位在陕西铜川联合举办了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支持苏州西园寺举办了“中国越南佛教教育研讨会”;同年为纪念玄奘法师诞辰1400周年及玄奘三藏院落成和玄奘顶骨舍利安奉,与陕西省佛教协会和西安市佛教协会、大慈恩寺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在西安召开了“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2001年支持江西南昌佑民寺举办了“马祖及其洪州禅”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通过这些国际、国内的佛教学术会议,推动了佛教学术研究乃至各方面的交流,与国内外学术界及社会各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利地推动了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