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3日,一个代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宣告成立,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空前的大团结,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奇勋。今年8月下旬,中国佛教协会将在北京举行八届二次理事会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会,回顾总结六十年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把握佛教发展的殊胜因缘和大好机遇,满怀信心规划中国佛教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前位置: 光辉历程六十年

南天北地同回向 国土庄严利有情

——中国佛教协会寺院建设与法务活动六十年

 

  佛教寺庙是住持三宝的体现,是僧尼修学的道场,是联系信徒的纽带,也是佛教界服务社会的立足点。同时,许多名山大寺还是具有极高历史文物价值的文化设施,陶冶人们性情的风景名胜,是增强民族团结、开展海外联谊、发展国际友好往来的场所。因此,不论从弘扬佛法、续佛慧命出发,还是从体现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好地服务社会出发,兴建、维护、管理和使用好佛教寺庙,一直是中国佛教协会一项极为重要的中心工作。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六十年来,寺院建设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953至1965年,是全面调整、重点维修阶段;1966至1977年,是寺毁僧散、硕果仅存阶段;1978年至今,是寺宇重兴、法务拓展阶段。

  在第一阶段,伴随着国家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等运动,寺院各项建设与法务活动受到巨大冲击,但佛教界本着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一边学修,一边开展佛教生产化、学术化运动,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寺院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与此同时,国家尽管经济不宽裕,但根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保护佛教文物的精神,对一些佛教名刹胜地陆续进行了修缮。例如:1952年8月1日文化部拨款修葺了南京栖霞山寺、鸡鸣寺、灵谷寺,浙江普陀山普济寺、天台山国清寺;北京广济寺、法源寺;修缮了五台山、峨眉山的一些寺院。1954年,天津古刹大悲院、辽宁鞍山龙泉寺修缮竣工。1955年,河南洛阳白马寺修建工程结束。1956年,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修复。1958年,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全面整修。1958年5月11日,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及佛像和海岛的修复工程全部竣工,由修复委员会交给杭州市佛教协会管理。特别是藏传佛教地区一些寺庙,如大昭寺、布达拉宫等都次第修缮,焕然一新。

  为方便中外佛教徒瞻拜佛牙舍利,1957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在北京西山辽代佛牙古塔的废基旁重建一座新塔。经过许多部门的配合和协作,塔身的主体结构工程于1960年完成,于1964年全面竣工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光典礼,许多国家的佛教友人参加了这一盛典。

  这一时期,由于寺院法事活动和供养减少,自养困难,僧人大量减员,加上社会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寺院少人甚至无人居住,逐渐被一些政府机关或文物、园林、学校、工厂、街道等各种单位租用或占用。

  第二阶段,“文革”十年浩劫,三大语系佛教寺院多数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或被其它单位占用,僧人被逐,宗教活动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只有部分著名寺院和一批重要佛教文物,由于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明令保护得以幸存,个别寺院还得到了维修。

  第三阶段,“文革”结束后,解决宗教活动场所问题成为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最紧迫的工作。当时的情况是,相当一部分佛教寺院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余下的一批寺院绝大多数掌握在文物、园林和其它部门手里。从1981年初中国佛教协会主要负责人去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和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要排除恢复和开放佛教活动场所的干扰和障碍,关键是要明确佛教寺院的领导管理体制。在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下,中国佛教协会向党政主管部门提出了佛教寺院应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下由僧人管理的意见和寺院管理办法的建议,这对国务院主管部门制订《关于汉族地区佛教道教寺观管理试行办法》(国发[1981]178号文件)起了促进作用。

  为了将一批国内外影响较大的重点寺院交还佛教界管理,中国佛教协会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供了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名单。赵朴初会长等本会负责人多次参加高层次的内部协商,对国务院制订《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国发[1983]60号文件)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改变一大批寺观与宗教活动场所分离、正常的宗教活动无法进行、落实佛教房产政策困难重重的局面,协助理顺佛教寺院的领导管理体制,澄清一些部门人士坚持的不正确观点,中国佛教协会多次向党政领导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撰文就寺观的属性、职能和归属问题作系统论述,对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对各地落实政策、恢复佛教活动场所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佛教协会曾先后多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重点修整寺庙的倡议,并对天台山国清寺、扬州大明寺、西安香积寺、善导大师塔、嵩山少林寺、洛阳白马寺、南京灵谷寺、栖霞山寺、苏州灵岩山寺、镇江焦山定慧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名山大寺的修整工程,在经费、设施、殿堂布置等问题上,给予了具体的协助。除上述寺庙外,全国各地一些著名寺庙,如北京雍和宫、庐山东林寺、杭州灵隐寺、广东南华寺、上海龙华寺等,都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得到整修。

  中国佛教协会直接主持了北京法源寺的修缮工作。从1979年起至1980年4月止,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程,及时配合了鉴真大师像回国展出的需要。这个始建于唐代、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的古刹,在此前的十多年中,被作为仓库、宿舍使用,成为大杂院,如今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个保藏佛教图书文物、进行学术研究、人才教育的中心。

  在恢复、开放宗教活动场所过程中,中国佛教协会做了大量直接、具体、复杂而艰辛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一大批著名寺院得以恢复开放。例如:北京广济寺、法源寺、佛牙塔,洛阳白马寺,开封大相国寺,汝州风穴寺,上海龙华寺,南京灵谷寺,扬州大明寺、高旻寺,常州天宁寺,泰州光孝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杭州灵隐寺,天台山国清寺,成都昭觉寺,大足圣寿寺,福州鼓山涌泉寺、西禅寺、地藏寺,泉州开元寺、承天寺,厦门南普陀寺,广州光孝寺、六榕寺,黄梅五祖寺,青岛湛山寺,河北临济寺、柏林寺,甘肃拉卜楞寺等,以及四大名山的许多寺院。有的寺院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颇费周折,遇到了很大阻力。最为典型的要属岭南地区历史最古、规模最大的广州光孝寺,以及始建于南宋、以寺院与摩崖石刻相结合而闻名中外的四川大足圣寿寺和千年古刹河南开封大相国寺,均经过中国佛教协会同有关方面多年艰苦的反复交涉,才得以交还佛教界管理。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各地寺院的建设及法务活动顺利开展起来,比较重要的寺院建设及法务活动有:

  1980年10月,广东曲江南华寺六祖殿重修一新,隆重举行六祖真身升座典礼。

  从1980年开始,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拨款,在十年浩劫中遭到严重破坏的著名藏传佛教寺院拉萨甘丹寺,经过修复恢复了昔日的庄严。

  1983年湖北黄梅五祖寺修复开放。

  1985年10月6日,江南名刹镇江金山寺隆重举行重建大雄宝殿奠基仪式,赵朴初会长为奠基仪式揭幕,并挥锹培土。现在的金山寺已经焕然一新、殿堂庄严。

  1986年9月4日,香港宝莲禅寺筹建天坛大佛造像合约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赵朴初会长应请担任筹建天坛大佛委员会名誉主席并赴港出席盛会。1989年10月13日,香港宝莲禅寺隆重举行天坛大佛圆顶洒净仪式,赵朴初会长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

  1987年5月29日,陕西扶风法门寺举行唐代重大文物发现新闻发布会,赵朴初会长出席并宣布中国佛教协会为修复法门寺捐助十万元。

  1989年10月16日至18日,浙江普陀山隆重举行了全山佛像开光、妙善法师升座法会,赵朴初会长亲临剪彩并讲话,海内外各名山大寺的长老、法师及信众一万多人出席了这一盛会。

  1990年上海玉佛寺隆重举行白玉卧佛开光仪式。

  1990年7月25日,甘肃夏河拉卜楞寺隆重举行大经堂重建落成开光典礼,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以及全国各地的佛教代表三千余人出席了开光典礼。

  1990年10月23日,福建泉州承天寺隆重举行重建落成暨开光典礼,赵朴初会长和福建省、泉州市党政有关部门、佛教界的负责人,以及新加坡佛教会会长、光明山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菲律宾信愿寺住持瑞今法师等海内外佛教四众弟子、各界人士近二万人参加了这一庆典。

  1991年1月22日,四川大足圣寿寺由文物部门正式移交僧人管理,解决了久拖未决的圣寿寺归属问题。

  1991年2月27日至3月9日,中央和国务院派遣由9个单位11人组成的考察组对藏传佛教著名寺院——青海省塔尔寺的险情进行考察并听取有关部门的汇报,建议由省委、省政府组织领导成立塔尔寺维修领导小组,把塔尔寺维修好。1996年7月22日,塔尔寺维修工程历时五年竣工,重展其恢弘壮丽的容貌。这是国内仅次于拉萨布达拉宫的又一项规模宏大的佛教文物修缮工程。

  1992年4月18日,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将相国寺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开放的批复》,开封市人民政府正式将开封大相国寺整体移交给佛教界管理使用。1992年11月6日,该寺隆重举行佛像开光、迎奉藏经、住持升座典礼和中国开封大相国寺与日本国京都相国寺结为友好寺院签字仪式。

  1992年6月18日,中国佛教协会所属寺院深圳弘法寺隆重举行佛像开光、住持升座庆典,赵朴初会长在庆典上致词,海内外佛教四众弟子数千人出席了庆典。

  1992年8月28日,河北赵县柏林禅寺隆重举行普光明殿落成典礼,赵朴初会长亲笔致信并派代表前往祝贺。

  1993年10月14日,北京雍和宫隆重举行弥勒大佛开光庆典。

  1994年6月29日,历时三年花费三百万元的拉萨大昭寺维修工程竣工。

  1994年8月9日,各族各界群众一千五百多人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仪式,庆祝布达拉宫维修工程胜利竣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布达拉宫维修领导小组名誉组长李铁映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到会祝贺。

  1994年11月3日,陕西省扶风法门寺隆重举行佛指舍利赴泰国供奉、大殿落成、佛像开光、住持升座庆典仪式。

  1995年4月12日,两岁多的洛桑巴旦曲杰旺秀作为十世班禅的经师——十三世嘉雅活佛的转世灵童,在青海塔尔寺坐床。

  1995年9月,河南嵩山少林寺隆重举行建寺1500周年庆典活动。1995年10月,开封大相国寺隆重举行建寺1440年庆典活动。

  1997年11月15日,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青铜佛像──灵山大佛开光典礼在无锡祥符禅寺举行,中外嘉宾及信众数万人参加了典礼。

  1998年9月25日,山西五台山隆重举行五顶文殊菩萨铜像开光法会。

  1999年1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座部沙门统伍并亚·温撒长老驻锡之寺院罕萨奘隆重举行叭哒敏金塔落成法会,数万信徒参加了这一活动。

  1999年5月29日,峨眉山佛教协会分别在万年寺和伏虎寺隆重举行大行普贤菩萨圣会暨伏虎寺五百罗汉像开光法会。

  1999年9月9日,九华山佛教协会隆重举行99米地藏菩萨青铜像奠基法会。

  2000年11月21日,西安大慈恩寺隆重举行玄奘法师诞辰1400周年纪念法会暨玄奘三藏院落成、玄奘顶骨舍利安奉庆典。

  2002年11月10日,广东韶关南华寺隆重举行建寺1500周年庆典法会,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等参加纪念活动。

  为了加强寺院管理,使寺院各项法务活动顺利开展,中国佛教协会于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汉传佛教重点寺院管理工作座谈会,对拟定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和《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两个文件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修订,经印发常务理事审议、试行后,于1989年12月30日正式发布执行。这两个文件对汉传佛教寺院的任务、体制、丛林制度、僧团组织、常住规约等均作出了规定,对加强寺院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强佛教自身建设,中国佛教协会于1996年5月29日在江苏无锡召开教制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审议《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实行度牒僧籍制度的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若干规定》草案并提出修改意见,经各地佛教界试行后,于2000年9月15日颁布了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转的上述三个文件。

  根据《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为加强对传授三坛大戒的管理工作,1994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传授三坛大戒试点工作在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举行,戒期一个月。自此,汉传佛教寺院传戒工作纳入中国佛教协会统一管理。1996年10月1日至1997年1月16日,中国佛教协会暨福建莆田广化寺联合在该寺举行规范传戒,对传戒活动规范化起到了示范作用。从1997年开始,恢复二部僧传戒制度,使传戒管理和法务活动的规范化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全国汉传佛教传戒管理工作做得较好的团体有福建省佛教协会和四川省佛教协会,现在传戒管理已经做到统一考核、统一审批、统一戒牒、统一编号、统一颁发。从1994年到2002年12月,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先后传授三坛大戒70次,共有28960人受戒(其中比丘19142人,比丘尼9818人)。通过上述工作,僧尼队伍得到壮大,素质得到提高,佛教自身建设得到加强。许多寺院的僧尼出现了比道风、比学风、比持戒、比修行的新气象。

  以坚定信仰、纯正道风、学习法律政策为重点,中国佛教协会先后三次举办全国寺院执事进修班,各地佛教协会也相应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寺院执事培训班。通过培训,提高了寺院管理能力和法律政策水平,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批道风、学风比较好的寺院。其中一些寺院不收门票、不作经忏,以道风和弘法吸引信众,一些寺院以兴办佛教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为重点,一些寺院以禅修和持律为特色,一些寺院注重讲经说法,还有一些寺院注重档案管理、园林美化和文化品味,这些都使佛教自身建设和寺院管理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政府的支持下,藏传佛教地区加快了活佛转世工作,有些地区恢复了辩经制度和考格西制度,提高了僧人佛学素养和文化素养,促进了寺院规范化管理。

  此外,中国佛教协会支持各地依托于比较大的丛林开办佛学院、僧训班,或创办佛教研究机构、佛教期刊,广泛开展弘法利生事业。全国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们还以多种形式向社会,特别是向在家信众宣讲佛法。如四川佛学院、重庆佛学院先后办起了面向全国招生的函授部,为那些想学而又不能脱产的佛教四众,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佛法的机会;岭东佛学院专门开设了一个居士佛学班,对当地的在家信众进行面授学习;河北柏林禅寺从1993年至今,每年都举行一届面向青年佛教徒的“生活禅夏令营”;福建莆田广化寺早在1991年就举办过“佛教夏令营”;扬州大明寺也曾举办“菩提之旅静修营”;桂平西山洗石庵举办过“净心学佛营”;四川乐至报国寺从1995年至今每年都举办一届“四众学佛短训班”;成都文殊院也成功地举办了五届由数百名大学生参加的“青年佛学社”。还有一些名山大寺则通过开展“禅七”、“净七”或“冬令营”等弘法,有的寺院还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办起了佛教网站或网络佛学院。一些地方佛协和寺院帮助恢复和建立了居士林,如北京居士林、天津居士林等,调动了广大信众学佛和弘法的热情。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地宣传佛法,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和体验佛法,树立起正信正见,对于弘扬佛教文化、净化心灵、净化社会、遏制邪教、建设人间净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五年,是中国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最好的时期。现在大陆佛教界仅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就有13000余座,僧尼近18万人。其中汉传佛教寺院8400余座,僧尼50000余人;藏传佛教寺院3000余座,僧尼120000余人;南传佛教寺院1600余座,僧人8000余人。这些寺院在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开展弘法活动、培养佛教人才、庄严道场、保护佛教文物、开展佛教文化事业、组织农林生产、兴办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接待国内外宾客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六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在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指引下,在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由宗教徒管理宗教场所的方针是正确的。佛教徒完全有能力管理好佛教寺庙,保护好佛教文物。加强寺院管理、充分发挥其职能,对于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